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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
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
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
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
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
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
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
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
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
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
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
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
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
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
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
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
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
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
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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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
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
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
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
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
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我听了他那番话,简直气极了。我声言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
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秦邦宪不仅转移了目标,而其所言又多系无根据的诽谤。这件事,
是俄共党内一些权力主义者的恶劣作风的标准例子。米夫与柏耶金因为上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