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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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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

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

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

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

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

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

民有时得着政治上的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使它的历史发展，有其异于欧洲史的特点；尤

其是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

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从此出发，他反对斯

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封建之说。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

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这种理论，显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主张

中共建立苏维埃的根据。斯大林曾亲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

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②。这两种主

张，成为中山大学的主要争论。

由于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洛斯基派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拉狄克被免职；

米夫于一九二七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

这位约三十多岁的俄共党员，在俄共党内，并非斯大林的嫡系干部，学识经验，都很平庸；

但他却是一位颇有野心而长于斯大林策略之术的人物。他黄缘时会，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

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到中共举行六次大会时，他似是共产国际唯一

的中国问题权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国问题，也是由于他的前辈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

斯基自中国回国以后曾受到指责，俄共中央改派他担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谈中国问

题了。鲍罗庭回国后，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尔什维克会报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

报告，被米夫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他那时闲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罗明那滋和鲁易

门，虽然仍是共产国际的要角，因在中国的胡闹行为而受到批评，至少表面上不敢过问中国

的事。至于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他们离开中国后，都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在莫斯科，

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米夫主持这个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学，酿成了不少的风波。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

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

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

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

据向忠发看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中山大学曾

发生清除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又发生反陈独秀派的斗争。这些国民

党分子和陈独秀派，都曾与托派相结合。拉狄克的理论，成为他们的靠山。另外还有许多学

生，不满意米夫和学校支部局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妨碍学校工作的进行。江浙同乡会，就是

这些反党分子的结合。其所以命名为江浙同乡会，是因为这些分子多半是江苏与浙江人，曾

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

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块，到莫斯科贫民区的一个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