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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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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

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

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

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

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

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

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租来的家具。

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

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

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