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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

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

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南昌暴动原决定在三十一日清晨举行，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

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而且根据这个决定，到会者部分担着紧急工作，分

头活动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共的领导能力如何，而中共领导的无能与

混乱，似乎是预定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要先说说谭平山；他在没有得到

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

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

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

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

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

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

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

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

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

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

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

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

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

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

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

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

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

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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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

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

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

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

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

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