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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

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

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

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

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

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

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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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

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

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

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

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

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

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

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

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

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

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

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⒀。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

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

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

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

时性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反共行动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

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

武汉间的交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交

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

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

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

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

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