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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广州骤然进入恐怖状态,广州要人中除谭平山、苏兆征仍照常在群众中露面
外,其余的人不无草木皆兵之感;汪精卫并曾劝告谭平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时鲍罗庭却
力持镇静,提出组织三人特别委员会①,局势才安定下来。
他们说到许崇智部之被整编,是因为许部分子复杂,其中高级将领缺乏明确原则与立场;
有些有军阀思想,有些与胡派接近,至于指其与陈炯明勾结,则系莫须有的罪名。也有人说
这是因为后起的蒋介石亟谋扩充实力,借此机会,将许部改编隶其麾下;由此确立他在军事
上的领导地位。
十月间,广州局势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形稳定了。当时重占东江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
向广州进逼;南路邓本殷部进攻广州附近江门;中山县又为土匪袁带部所盘据。这些意图倾
覆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军事进攻,多有香港的奥援。香港当局那时是用“以华制华”的方法,
对付反英中心的广州。蒋介石将军率部再度东征,消灭了陈炯明部。朱培德、李济琛、陈铭
枢等部也肃清了邓本殷和袁带的叛乱。涉嫌勾结陈炯明的熊克武部又为谭延辏А⒅炫嗟陆獬��
武装。由于这些军事胜利,广东算是统一了(只琼崖一带尚有邓本殷的残部)。
这是广东多年动乱以来第一次的统一,国民党人额手称庆之余,总常常向我津津乐道广
东当时的局势。军队已编成了六个国民革命军,统由军事委员会指挥;国民政府的政令已能
通达全省;税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面也有收获;国民革命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了。广州的
中共同志也同样欣慰有加,觉得中共所领导的工农群众,曾在统一广东的工作上有过重大贡
献;而且认为这是鲍罗庭政策的成功。
国民革命势力虽在扩展之中,但国共关系仍是一棘手问题。最明显的,是黄埔内部青年
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加入前者的黄埔学生多系政治工作人员,其领导分子多
具有中共党籍,绝大部分左倾。后者的成员则多系国民党籍的军官,领导分子多持坚决的反
共态度,又在黄埔以外发展组织,如广州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自命为“斯梯克”党,显然是
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分子。
陈延年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组成和扩大,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工作不力大有关系。青年
军人联合会最初想包括全体黄埔学生,来对付黄埔以外的旧式军人;并且也得到蒋校长的支
持。后来,这个组织在中共党员领导之下,发生了左倾的偏差,征求会员严加限制,有些黄
埔学生没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请加入者,竟未获得批准。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籍的学生
的反感。陈延年又表示,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也似获得蒋校长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似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经典。陈延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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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诉我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送给鲍罗庭看,鲍罗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
非;鲍并指出他对甚么事都有办法,只有解决国共纠纷他无能为力。因而陈延年除了指斥戴
季陶和孙文主义学会为新右派之外,别无他法。
我听了陈延年上述这些话,不免有点生气。我指出鲍罗庭所说的是废话,解决国共纠纷
为根本之途,对此问题无能为力则一切都属空谈。我还反问他:“鲍罗庭这种避免接触根本问
题,以不了了之的手段来拖延,是否由于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根本失去
了信心之故!”陈延年默不做声,似不愿参加讨论,但认为要想出办法来。
另一方面,中共正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庞大
组织;数以万计的罢工工人正集居在广州市那些被封闭的烟馆赌馆旧址里和一些公共建筑物
内。委员会除干事局等正常的机构外,还设有会审处,审判破坏罢工、偷运粮食接济香港和
私卖敌货的犯人;同时附设有监狱;对于敌货的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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