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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

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

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

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

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

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

再也不易发现了。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

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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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

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

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

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

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

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

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

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

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

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

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

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

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但张秋白指出，我向列宁表

示“国共两党在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话是易于引起误会的。他认为国共合作绝

无困难；如果说有困难或可能发生困难，这无异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径向列宁表示，

会引起他对国民党发生反感。我虽向他解释并无对国民党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认为两个不同

的政党，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须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发生的困难而已。但他的

疑虑仍未破除，后来他将这一点报告孙先生，作为我曾向列宁批评国民党的明证。其实，我

的疑虑不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当时把我这种根据常理就可以推断的话认为是恶意批

评，也未免是节外生枝。

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

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

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

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一与中共的合

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洛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和希望。

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

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b

大会的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