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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

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

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

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

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

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

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

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

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

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

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

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

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

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

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

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

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

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

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

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

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

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

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

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

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

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

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

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

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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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

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

乐部成立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