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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处，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

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

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

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

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

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

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

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

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

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

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

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

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

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

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

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

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

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

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

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

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

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

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

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

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

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

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

当局非法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