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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杀头的危险。他

特别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党人一同在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们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

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处在法租界，衣物都典尽当光了；有时甚至没有

饭吃；向朋友借贷更是常有。他告诉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有的穷得连长裤子都没有

了，往往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穿出去。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他笑着说，

他也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我听了这些话，对于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禁油然而

起同情敬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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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到叶先生住所来聊天的革命党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随同他去拜访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

大半是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几乎个个都是十分穷困。其中有些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位居

显要。我那时和他们晚上赤着脚在法租界马路上纳凉散步，有时买些便宜的酒食，回来享乐

一番。几杯下肚之后，他们便大发牢骚，畅谈时事，他们痛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毫不厌倦的

叙述袁世凯及其家庭的一切丑史秘闻。

对他们的议论听得多了之后，我也曾发出一些问题。我曾问：袁世凯和他那一群军阀既

然这样可恶，革命党有甚么办法对付呢？回答往往是：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我又问：如

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用手枪炸弹对付。当我问到革命成功之后又

如何？他们的回答总是不一致的。特别当我问到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事，革命党持何态

度时，他们总是侧重指责袁世凯的卖国。这一点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似无足够的重

视。

我和叶先生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在那里准备功课，应付考试。叶先生这个人有点崖

岸自高，落落寡合，对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骚。不久，他得到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

的赞助，到印尼椰加达一间华侨学校去教书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这时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担任过革命军团长，经年未见的表兄杜君来到了上海。他和

另外七个青年同住在一间旅社的一个小房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鱼一样。我们异

地相逢，特别亲热。表兄要我等叶先生走后，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那个

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

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

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

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

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

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

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

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

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

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

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

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

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

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