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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开始了，又是一个半年的光阴飞转。听她说学校里又来了一批各国的留学生，也走了一批，完成了成百上千次新陈代谢中的不起眼的一次。

久美子经过一年的时间，在学校里交到了不少的朋友，也有中国人，但大多数则是和她同一身份的外国留学生。久美子说只有像她这样找了一个中国人作男朋友的才会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谈及到中国人生活的深层，大部分的留学生还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愿出来。

我说这满大街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男的女的，有什么不好接触的！说到圈子也是你们这些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把自己故意包在里面不出来，怨不得中国人。久美子白了我一眼，说你没有在外国生活过，不懂，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追问她那你是喜欢像现在这样投入一个中国男人的怀抱，，还是愿意回到原来的那个小圈子里？

“唉……估计是回不去了，只好对付过了，谁叫我一不留神让你拐跑了呢。”久美子用左手微微捂在额头上，低垂着头，嘴里叹道。

我最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久美子的心绪越来越放得开，不像初识时总是往内含着，即便是同样的喜怒哀乐也宣泄得含蓄保守，不像中国人那样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直直通通的不憋屈。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接触到的日本人的一个共性，也是其民族特征和文化。

久美子说过，在东京工作的那两年里，她的精神一直处于紧张和疲惫的状态。日本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含蓄，尽可能地束缚住每一个单体的个性，让日本人不善于也忌讳在公众面前表达真实的情感，大家都是端着架子共同构建出一道道的隔离线，谁也不能任意打破这固有的界限，否则将无法在日本社会中生存。

而久美子正是由于生性受不了这种压力和规矩太多的生活才决定来中国留学的。当时的她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想换一种生活节奏，换一片天空呼吸。我还记得久美子曾抱怨自己回国度假时，由于一段时间离开了严谨规矩的日本社会而放松了心里的戒律，在中国生活中染上身的一些习俗自然不自然地流露了出来，有些地方听得我哈哈大笑，原来在我们看来十分普通的事情，换了空间，换了国度，竟会产生如此不同反响的效果。

“爸爸瞪着眼睛死死地看着我，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久美子回国的第二天，全家人一齐外出吃晚饭，第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那家餐厅里。落座后，店员将菜单留在桌上，在久美子一家决定好要什么之后会应召唤而来。经过一阵众口难调之后，各自想吃的饭菜定了下来，久美子下意识地大喊了一句：“服务员！”

店里顿时陷入一片寂静，其他几张桌子的客人一齐停下手中的筷子，一脸的茫然。而当事人的久美子也在喊完之后的第一时间便追悔莫及，看着桌子一角设置的专门用来招呼店员的按钮窘得不行，桌子对面举起茶杯端到半空的父亲更是愕然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哑口无言，想必他从没见过如此大大咧咧的女儿。

“我说你不会小心些啊，都回到日本了，你说你喊的哪门子的服务员哪！你跑日本得瑟什么汉语，谁能听懂啊。”

这件事还算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喊了也就喊了，反正其他的客人也听不懂是啥意思。可是第二件逸事就上升了级别，关系到公众安全的层面。

一日，久美子出门去见高中时期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她走到一个人行横道边，准备过马路；而由于恰好来了一个电话边走边讲，所以她稀里糊涂地没有注意到对面亮的是红灯，下意识地看看左右没有车往来，就迈步向前走去。

其实那是一个车辆稀少的路口，此时路上并没有车，不过几个先到的路人都规矩地守在路边等待信号灯由红变绿。可经久美子这么一搅和，其余的几个人也站不住了，心想这女人怎么走得如此大胆且肆无忌惮，莫非这信号灯坏了？肯定是，要不然她怎敢如此放心大胆地。；所以那几个人也被久美子带动着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而已经走到一半的久美子此刻突然意识到：不对！这不是红灯嘛，我怎么走了！

这下子热闹了，久美子扭身便往回跑，急匆匆地赶回了起点；而那几个人也晕晕乎乎地又连忙退了回来，不知所以然。恰巧此刻信号灯由红转绿，可是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迈步了，不知是该走，还是不该走。末了，一个中年男子问了久美子一句话：

“请问，可以走吗？”

我彻底笑翻了，大牙几乎掉了，二牙在那里摇曳着；对面的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