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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都称“家兄为人厚道，精文墨有才气。”

陈西滢的厚道、率直，由对鲁迅作品的品评上可见一斑。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的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有些作品，笔者）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作为评论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立论为公。陈西滢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辞藻。对徐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令人刮目或起敬的是1928年版的《西滢闲话》，陈氏将与周氏兄弟辩论的文字尽行删除，致后来《西滢闲话》由梁实秋提议、洽谈在台影印时，陈氏仍坚持删去了。梁实秋说：“只是时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以视‘临死咽气的时候一个敌人也不饶’的那种人，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之风。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陈西滢当官时忠于职守，“具有优秀管理人员的品质：稳健、清醒、见识。”“太尽忠职守”，太注重操守。陈西滢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期间，为避人闲话，硬是不让凌叔华到武大教书。温源宁评论说：在武大“他主持学院很有见地，他的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同类院校佼佼者。”1932年前后，作为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经常在“纪念周”上发表讲演。他的讲演，不讲高头讲章，不谈空泛大道理，而是贴近大学生生活的实际，具有鲜明的指导性。诸如《怎样做笔记》，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做笔记（听讲笔记、读书笔记）之重要，而且以某成功名人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佐证；同时传播行之有效的经验、灵活多变的方法。在《谈学习外国文》中，强调要打破闭关自锁，必须要学外文，这样才能汲取西方的文明。还别出心裁地提出学外文的四字诀：“看、读、说、作”。教导学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读外国文的器具（啃字典）。在1934年的《读书与环境》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校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中，创造出这个环境来，不可不说是个异数。”要学生加倍珍惜，不负国家、社会的厚望。陈氏的讲演，神游八极，思接古今，信口征引古今中外名人的经典故事，语言幽默，深受学生的欢迎。　。　想看书来

闲话西滢（5）

他的高足、作家吴鲁芹在回忆听陈氏授课时说：“通伯先生讲学是清谈式的，那时教室的布置太简陋，太军事化，我总觉得他应该有张舒适的坐椅，佐以清茶烟斗，那样就真的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了。他讲话一向缓慢，每隔三、五句就要‘这个…这个’一两次，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无声的音乐，在那刹那之间，我们会忽然有所领悟，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在联合国任职期间，陈西滢以读书人的头脑周旋在政治家之间，实在力不从心，难以成事。国民党政府每月给他薪金500美元，而陈西滢主动要求降为300美元，此待遇在使馆一秘档次之下，为此凌叔华和他大吵一场。当时教科文组织的办公机关在巴黎，这点工资他无法生存，只好把家迁往费用较低的伦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西滢在教科文组织的处境更为狼狈，因为一旦确定大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台湾在此将被驱逐。陈西滢高度紧张，为维护台湾的权益费尽心机，“四处拉票，几近绑架”。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抵挡历史的脚步。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年后，陈西滢无奈地搬出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教科文组织办公处。台湾方面责其不力、无能，后来连津贴也不发了。1959年陈纪滢等赴法兰克福出席国际笔会，陈西滢鞍前马后地忙碌。那时，陈居伦敦亚当姆森14号一老式房子，凌叔华曾一度到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