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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我的形象死死地刻进脑子里一样。但是，最后她竟说：‘你不是光忠，你不是光忠。’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任我怎样解释她都没有睁开。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我也于心不忍呀，所以当天晚上我就租了辆车子赶到魔芋厂，想告诉那个杂种她病危的消息，但那杂种不在，我只得匆匆赶回来。谁知第二天一早，县城有人开车过来送信，说那杂种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她不仅睁开了眼睛，并且死活要去县城。她当时连床都下不了，怎能去县城呢？我只得租了一辆农用车，将她带到县城。到那个厂子里时，说那杂种已经被送到火葬场了，我们又匆匆忙忙赶到火葬场。谁知到火葬场时，你们公安局什么人也不让进，任凭我们怎样解释都没有用。结果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烟囱里的那缕青烟缓缓飘向天空，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突然向我伸过手：“有香烟吗？”

我掏出香烟，递给他，并给他点上火。他贪婪地吸了一大口，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吸了几十年的烟，前几天竟莫名其妙地想将它戒掉。看来，这几十年的习惯要在一两三内将它改变过来是不可能的了。”

“你是说不戒了？”

“对。自今天开始，重新抽烟。”他说话时语气坚定，并且夸张地挥了一下手臂。

甘光忠重新点着了一支香烟后，接着往下讲：“我们到火葬场后，听说那杂种已经被送进炉子里，她当时就休克了。从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真的，你说说，那杂种虽然是日本人的孽种，但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呀。想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他抚养成人，到最后连看他一眼都没能看上。作母亲的在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住吗？若说能够承受得住，那除非她不是人。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将她重新用农用车拖回牛头山。但看着她那个样子，我最后下了决心，决定将她拖回赤矶山。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她是一个可怜的人，是个可怜得连猪狗都不如的人。第二，她如果死在牛头山，肯定连一个替她收快尸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活着遭了如此大的罪，死了若再遭这样大的罪，天理不容呀！”

“那她知道你将她带到赤矶山来吗？”

“不知道。自那天她在火葬场休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一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时，坐在甘光忠家院子里喝茶的严一行跑过来，说那台湾人已经到金水闸了，马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甘光忠有点奇怪：“还有人要来？”

“是呀。有个台湾人要找你。马俊，马所长没有告诉你吗？”我说。

甘光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马所长只说这两天有人要找我，我以为是你们公安局为小男一雄这件案子找我哩。台湾人？这一辈子我可从没有与台湾人打过交道呀。是不是搞错了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

吴书记陪台湾人一道来的。他们带了两辆车，一辆崭新的丰田面包车，坐着吴书记和那台湾人，另一辆是蓝鸟，坐着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定三和报社记者赖群力。全县人都知道，吴书记的专车是那辆原装进口的公爵王，但今天他没坐这辆车。这是官员们的习惯，在领导面前或者在那些不追求奢华的外地客人面前，尽量做到轻装简从，不显山露出水，以求给人以清正廉洁的印象。至于在下级面前，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台湾人是一个七十出头的老人。腰板硬朗，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满头银发一丝不乱，举手投足间显出一副学者的儒雅风度。一下车，他的眼光就四下里寻找，透出抑制不住的急切和激动。当看见站在台阶上的甘光忠时，这老人怔了一下，不仅仅是眼神，也包括思想。时间在那一刻好象凝固了四、五秒钟，那老人深沉地喊一声：“小甘。”就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向甘光忠奔去。与台湾老人相反的是，甘光忠却更像一尊泥塑，他嘴巴微张，呆呆地看着向他扑过来的台湾老人，竟一动不动。

在台湾老人将呆若木鸡的甘光忠紧紧搂在怀里时，我才听见甘光忠喃喃的声音：“是你吗？营长！真是你吗？营长！”

“是我呀，小甘。”台湾老人边说，边用手使劲拍打甘光忠的后背。

“这不是做梦吧？”

“不是！不是！”

两位老人就这样像年轻人一样紧紧地搂抱着，边轻轻地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边在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至于说的是什么，站在一旁的我们，谁也没有听清楚。我不知道吴书记他们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我自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