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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连郭沫若、茅盾都卷进去了。对于两个口号的态度，可以说，茅盾是骑墙派，而郭沫若自始至终是坚持“国防文学”的立场的。 一天，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一封信。信中批评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又说，“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支持这一口号，自然是“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又批评鲁迅偏袒了“胡风他们”，“巴金和黄源之流”，所以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等等。此信表面上是攻击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鲁迅十分清楚，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仍是那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分明白天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鲁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现在，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冯雪峰见状，怕鲁迅的身体应付不了，便主动提出代他草拟复信稿。鲁迅看了拟稿之后，表示要重新写过，后来又补充说，前面部分可用，后面部分还是得由自己写。过了几天，冯雪峰再到鲁迅家里时，稿子已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划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冯雪峰代拟的前面部分，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紧张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有些地方与鲁迅的原意不大切合：还有，对茅盾和郭沫若的适当让步与妥协，鲁迅都没有作什么改动。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 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增写的部分，主要是霸权解构与人格批判，充满搏战的激情。鲁迅深知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的可怕，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诸如“统一战线”这样那样的大题目之下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甚至威胁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恶劣倾向之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公开信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这时，郭沫若充当公开的反对派，发表《苗的检阅》，把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违反了“对内的纪律”，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接着，又发表《戏论鲁迅茅盾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茅盾不敢正视，采取回避政策。但是，鲁迅的长文还是有力量的，连东京左联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铁板一块也出现了分化，周扬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但不久，也就辗转到延安去了。&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仆倒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1936年3月，鲁迅中寒骤患气喘，此后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但他照常工作，并不特别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诗集作序，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好几篇很带份量的文章。尤其是《写于深夜里》，全文充满激情的呼喊，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