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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真地对自己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各方面结论倒是惊人的一致。密执安大学发现，投杜鲁门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说有3374800人是在竞选的最后两周才决定投他票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每七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即6927000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谁的。在这些人中，有75％选了杜鲁门（即5195000人），25％选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鲁门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用密执安大学还是用盖洛普－罗珀的数字，都证明大约有330万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竞选行将结束时才决定了谁胜谁负。正是在这期间，杜威在本能上本来要采用杜鲁门那种不管粗鄙与否、给他致命一击的方式，但由于所有的专家顾问们都认为他不该如此，他也没有这样做。

第十六章　猜疑的年代

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缪尔巴赫旅馆回到华盛顿之前，他得到通知说不要到白宫去。不是发生什么政变；只是房子不安全。这座美国最著名的住宅有马上倒塌的危险。房主人听了并不觉得惊奇。根据国家档案馆资料，“杜鲁门总统因为觉察到书房的地板震动而感到不安。”其实还不止此。在没有风的时候，东厅的大型吊灯也会叮铛作响。总统用他的医生的听诊器压在墙上，可以听到格格的震裂声。

他早就派人进行检查。从后来情况发展看，可以说是颇为及时。在竞选运动最后那一周，工程师们发现那些1814年被英国人烧焦而又从未更换过的横梁就要塌下来，他们大吃一惊。彩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就重达七十磅，已经下垂了六英寸。总统一家刚刚踏出前门，前往独立城，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支柱和脚手架从后门赶进去。修缮费用估计要五百四十万元，也许盖一座新楼还会便宜些，但是把白宫拆毁是不可想象的。修好以后，新主人就会有空气调节设备，防火装置和多频道电视线路。而在修复以前，杜鲁门一家只好在斜对面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48号的布莱尔宾馆委屈一下了。

“公平施政”就是在布莱尔宾馆诞生的。杜鲁门在担任总统的头三年，只把自己视为罗斯福政治遗嘱的执行者。但是，这时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无虞温饱。经济状况的改变，需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富裕现在已快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这种自由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财富和实现公平分配上”。甚至在这次选举胜利以前，一群杜鲁门的得力助手，已经在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在沃德曼公园公寓里，连续几个星期，每星期一晚上举行讨论会，拟定出一个规划。尤因主张搞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将使美国医疗协会惊惶失色。【参加者除尤因外，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的一系列建议的雏型，当初都在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到。现在加以发展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建筑、失业津贴、农业补助、控制通货膨胀等等方面的新措施，对低工资收入者削减三十二亿元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对学校进行补助，废除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这些措施，加上尤因的医疗照方案，后来便成为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的施政核心。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整了一周，接着就埋头于准备将要发表的国情咨文。这篇咨文后来确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但在1948年最后几周所出现的新设想中，那个后来被认为和杜鲁门名字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在1月5日那个国情咨文中发表的，而是等到又过两周总统就职的演说中发表的。（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12月末我们在起草就职演说稿时，我们确实觉得不好办。我们的头头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胜，他和我们大家都认为，到了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他应该有些规摸巨大的、崭新的、吸引人的东西向全国提出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论述了国内问题，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困难是杜鲁门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环节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体现出来了。于是，克利福德想起“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有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在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计划能不能运用于远东，仿佛欧洲复兴计划。在我记忆中，当时提出这问题，并不认为是完全可行的。”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