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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圣克鲁斯群岛进行勘查，准备开辟临时机场，就都染上了脑膜炎，全部丧生。战斗是在难以想像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给地震震得摇摇晃晃，硫黄岛上火山的气流从山岩里喷出来，咝咝作响。在布干维尔岛，推土机陷在深不可测的海绵状的沼泽里。在佩勒柳岛，在激战最酣的时候，即使是在树阴之下气温亦高达华氏115度。有时候，天气比敌人更凶。格洛斯特角的一天雨量竟达16英寸。莱特湾大海战被一次特大的季候风所打断。一个月以后，一场台风又吹沉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像模糊一片的万花筒，或者像随意辑存的一些旧照片，足以勾起沉思，有时还会在人们灵魂深处，引起可怕的回忆，使人感到心有余悸。当年驻守滩头前哨的部队，栖身在活动营房里，周围都是大海，仿佛漂流在动画片般的荒岛上的弃儿，证明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称战争是“自寻烦恼”之说确实不错。还有当年舰船上那单调刺耳的广播，熏人的汗臭，空荡凄凉的兵营食堂；还有那些简易机场跑道，由大块大块孔状金属板铺成，像大型拼图玩具；还有那在榕树林里蓦地爆炸的炮弹，在赤道阳光下闪烁耀目的零式机翼的红膏药；还有因躲避敌人袭击而迂回曲折前进的军舰，使惊惶四散的含磷生物群放出光亮来；还有航空母舰飞行员在出击时争先恐后地在飞行甲板上跑，飞行帽在头上蹦跳，航程图夹在腋下的情景，如此等等。

但是，对当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人说来，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恐怕是一次半夜三更就开始的什么新的作战“行动”。那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从运输舰里的硬板床跌跌撞撞地爬下来，便胡乱吃一顿早餐，然后紧张地注视着被他们14英寸口径排炮猛轰的那边海岸，把重得要命的装备扛在本来已经酸痛不堪的背上，沿着货物装卸网，往下爬到那些晃荡不定的小得可怜的希金斯登陆艇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前面那块朦胧的大地，朝着什么一号红色滩头或二号绿色滩头全速前进，一心希望这次不要给暗礁绊着，变成日军机枪手的目标，同时又揣测着那里的地形不知是怎么样。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个鬼地方又是一个炙热的鼓风炉，步兵又要受罪，但它也一定和所有其他海岛一样，风光绮丽，美景天成。

自然环境这样独特离奇，也造成一些异乎寻常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战役里，有25名海军陆战队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舰艇沉没了，飘浮水面的水兵却被鲨鱼吞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泅水逃生的日军在新几内亚登了岸，却被猎取头颅的土著剁成好几块。另一部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竟被自己人煮了吃了。对打败仗的军队来说，热带丛林是残酷无情的，而由于美国海军力量日渐强大，被切断退路的一般都是日军。要是他们身陷重围，就只有吃人或吃草根树皮，在灌木丛中与毒蛇、鳄鱼为伍。即使他们还有退路，逃生希望也微乎其微。藻利海将军指挥的日军撤过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后，还能作战的只剩下1/5。堀井将军率领的日军越过欧文·斯坦利山仓皇逃走时，连他本人也淹死了。

要是天皇没有命令，日本人是不准投降的。甚至在裕仁宣布投降以后，有些死硬派仍然躲在洞里，一直坚持到50年代，甚至50年代以后。日本人认为被敌人生俘十分丢脸。有些人随身带着自杀手枪，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到了战争中期，战败的阴影已经隐隐出现，日本军官往往把士兵集合在一起，按照日军传统，发动一次高喊“万岁”的自杀性冲锋。没有步枪就发棍棒，不能行动的就发手榴弹或地雷，自己炸死。总之，无一可以幸免。塞班岛日军司令因为年迈体衰，不能自杀，就让副官开枪。也是在塞班岛上，年仅五岁的日本小孩围成一圈，互扔手榴弹，同归于尽。

日本人本来就对剖腹自杀极其崇敬。但在讲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帅看来，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有军事上的意义。他们所占领的大洋洲地区，已超过其需要，而且进程又比原计划快了一倍。在这情况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争取和平谈判。本间将军在1939年就说：“和美国作战，我们准备牺牲一千万人。”佩勒柳岛的日军墓地一块木牌上写着字迹潦草的口号：“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筑成一道防线！”他们的宣传一直都是说要彻底战胜美国佬。但是核心人物却较为现实。陆海军将领们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战局取得主动，他们就转而打消耗战。美国人越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军民就会战斗得越顽强。到时东京就组织什么自杀艇、人乘鱼雷和数量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