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部分(第2/4 页)

推翻阮文绍。”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责肯尼迪政府暗中纵容了对吴庭艳的杀害，霍华德·亨特于是从中有所领悟。

亨特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五角大楼文件。他对科尔森讲，肯尼迪政府在谋杀吴庭艳一案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当时国务院的电报中“推论”出来。据亨特说，科尔森当时建议他，“对电报加以修改”——篡改电报。亨特用刮脸刀片和照相复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的日期是吴庭艳遇刺的前三天，开头就说，在今天的最高级会议上，不得已做出决定，万一吴庭艳或吴庭儒要求政治避难，你或哈金斯都不要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干预。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谈到尼克松的谴责，说“这里面大有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怀疑其中有鬼，没有上钩。

这一阴谋的失败使亨特在这个月内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恼的失望起因于前一年的4月份。在猪湾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飞往迈阿密去同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巴克是个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现在佛罗里达州经营不动产，生意兴隆。这是一连串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最早的一个环节。接下去就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第三个环节是四个人——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矶乘直升机到圣克利门蒂的途中开始的。这四个领导人对泄密大发雷霆，尼克松认为同阿尔杰·希斯案件相类似，他们商议如何撇开联邦调查局，采取秘密行动，进一步调查。最后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里调出来，让他全部时间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扬后来把埃尔斯伯格这个球踢给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给了巴克。

但并没有马上就那么做。刚开始，“管子工”在当时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时，他们从联邦调查局按常规传送到他们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埃尔斯伯格由贝弗利山的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给他作过精神分析已达两年之久。胡佛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打算盘问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来，中央情报局有个精神病科，专门编写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据国会给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工作对象是外国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总统去维也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前，关于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曾有过一个例外：就是关于“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的材料。扬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把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人物。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关于埃尔斯伯格介绍写好，送到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谁也对它不满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专家们似乎对埃尔斯伯格十分敬慕。（“无从发现，此人感到自己行动中有任何叛国性质。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认为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要求行事！”）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给埃利希曼送去一份关于这材料的意见，说它“相当浅薄”，毫无用处，强调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可以写出更好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一条件，限制“管子工”必须使用同白宫没有任何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过他吸收了另外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迪戈和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对巴克只是讲，需要他帮着查清一件“关系国家安全的事”，授权的官员“地位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者之上”。他说，这项任务涉及一个向苏联使馆递送情报的叛国分子。除了俄国人订阅《纽约时报》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后来，巴克在狱中发觉这种欺骗，认为是不能宽恕的。撇开道德问题不谈（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时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道德问题），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实在惊人。他没有告诉巴克不要随身携带亨特的电话号码和缩写地址（“W·H”与“W·House”），从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联系起来。他甚至也没有确实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无牵连。其实，他们当中的马丁内斯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