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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相形见绌的人物，一个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后来说：“从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须和这个人，这位戴高乐将军作比较，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作一次讲话或是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前，我总得问我自己，‘戴高乐会同意这个吗？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乐的行动吗？这是否符合戴高乐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有许多事我本来很想做但却不能做，因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乐将军的身分的。”

无论是一个细微未节，还是一个重大姿态，总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乐将军的角色。到晚年，白内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如果不戴上厚镜片的眼镜，有时连和他握手的人是谁都认不清。乔治·蓬皮杜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戴高乐一同乘车穿过欢迎群众行列时发生的事：这位法国总统侧身问他的总理，在群众中是否有人向他挥手致意。夹道欢迎的人有那么多，但他竟看不见他们。戴高乐将军的形象又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戴上眼镜。由于他的虚荣心和非凡的背诵讲稿的能力，他从来不用讲词提词器。

象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不为个人的危险担忧，他敏锐地知道这种勇气所能带来的巨大效果。皮埃尔·德马雷和克里斯琴。普卢姆在他们的《瞄准戴高乐》这本书中，描写过三十一次企图谋杀这位法国总统的事件。1962年，当他乘车经过巴黎一个郊区时，一道密集的机枪火网向他的汽车猛扫过来，一颗子弹从离他头部仅两英寸处飞过，当他在机场走下汽车时，他掸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后说：“我真幸运。这次很险，但是这些先生们的射击技术太蹩脚了。”

戴高乐老练地安排了在各种公开场合的露面。他的一年两次与新闻界的会见更象是在召见他们。会见是在爱丽舍宫的节日厅里举行的，大厅里金壁辉煌的天花板上垂挂着枝形的水晶灯盏。仅仅这些就够得上一次盛会，它吸引着上千名新闻记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对巴黎的一次访问中，我在波伦大使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上看过戴高乐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况。在接到提示之后，两个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男子拉开了舞台后的红丝绒帷幕，每个人都站立着，等待戴高乐的入场。他站在麦克风后面，他的部长们站在他的两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选好的一个题目讲了二十分钟，然后又只回答了三个问题，会见就结束了。

我们获悉，他为这次会见所作的讲话一直到那三个问题，事先都写好了讲稿，而这些问题是他的新闻官员们事先在某些记者中布置好了的，他事先记住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布置好的，这似乎有一种催眠作用。在戴高乐结束会见后，经常用藐视口吻谈论这位法国总统的波伦只是摇头惊呼：“多么令人吃惊的表演！”

他对其他公开集会也同样重视。1969年，戴高乐在为我们来访的代表团而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一个似乎是即席的流畅的祝酒词，因为他面前没有讲稿。事后，我的一位助手称赞戴高乐发表长篇讲话时始终未用讲稿的才能。戴高乐回答说：“写下了讲稿，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扔了。邱吉尔经常这样做，但他不肯承认。”

戴高乐虽然是一位善于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历次的会见中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才能。我从未见过他提高嗓门说话。他从来没有企图用吓唬，或者虚张声势的办法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某种意见的话，他会把它抛开，而不是假装同意。当他对某件事深有感触时，常常作出几分强调而又优雅的手势。他的思维质朴而又明快。这一点反映在他的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之中。他从不草率地谈论和思考问题。他下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他有罕见的从头到尾思考问题的才能，最后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说服力的逻辑来表达他的观点。

新闻报道上经常出现一些头发整齐而油光脸滑的政治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值得人们回忆戴高乐是其中第一个达到顶峰的人物。夏尔·戴高乐在无线电广播中创造了戴高乐将军的形象。许多领导人已擅长使用电子新闻工具，但戴高乐的出色成就却堪称先驱，在他号召法国人民奔赴他的事业时，无线电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讲台。正是通过在伦敦发出的无线电广播，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年月里，成了法国传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后期重新掌权时，电视正成为杰出的宣传工具。戴高乐登场了。他认识到电视可能给人带来眼花缭乱的效果，正如他后来听说的：“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工具。”他知道为了在电视中取得成功，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