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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水平被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拉低了。

由于西方国家强烈反应，中曾根不得不为他的演说道歉，但他这个演说是在国际社会的批评迫使他将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免职仅几周后发表的。藤尾受到国际批评是因为他公开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并且说朝鲜必须为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负起部分责任，因为朝鲜同意两国合并。这似乎说明藤尾的命运没有给中曾根（以及其他发表类似评论的人）任何教训。

但国会议员同时也是小说家的石原慎太郎公开批评中曾根软弱且对美国里根总统唯唯诺诺。石原在1989年与人合著的一本引起争论的名叫《日本可以说不》的书。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为石原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著。盛田因为担心他在美国的利益受到伤害，而坚持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不列出他的名字。盛田认为西方人不会真正去注意用日文

写的东西，这有如中曾根康弘以为西方人不会注意他在1986年用日语就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所发表的评论。他们两人都用实例来说明日本人的普遍的想法：日本跟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而且是仅仅保留给日本人的一块圣地。

这本书的作者对二流的美国的抱怨与要求（要求技术合作）表示强烈怨恨，而且也清楚地显示对日本的优越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作者在书中宣布，日本是未来的关键，而美国应该了解这一点并停止期待日本屈居下风。日本应该对美国采取较强硬路线，停止随美国的音乐起舞。

这本书是一种煽动性的作品，很像1937年的《国体之本义》，诉诸感情而非理智，作为对西方痛打日本的一个反应。尤其他覆诵人们时而听到的一项指控：美国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对德国使用。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原子弹直到1945年7月才试爆成功，那时德国已经投降两个月了。事实上，该书作者视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为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很显然作者沉醉在强烈民族主义之中，认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就和这些国家曾一度（不管有多么短暂）被日本占领的事实有些关系（而这些国家从前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时并没有获致这样的成就）。

另一方面，虽然有石原等人挑战西方的批评，政府里的人则尝试采取较怀柔与建设性的方式。他们提倡日本的国际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标语。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日本尝试使其国际关系多元化，不过分依赖跟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更多国民赴海外旅行。政府采取若干积极的举动，诸如设立外国学生奖学金与年轻人的交流计划。但人们很快批评日本滥用国际化的精神，不但没有使日本与世界交流，日本似乎利用国际化作为向世人解释日本的工具——或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日本跟其他国家不同（而且较好）。举例来说，新成立且由政府支持的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像是在出版那些强调日本的独特性且在某种程度对日本有利的日本人论作品。

西方对日本的批评有些在日本民众之间引起共鸣。在1979年傅高义赞赏日本第一的同一年，欧洲共同体（European　munity）某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提到日本人是住在“兔小屋”里的“工作狂”。这两种轻蔑的措辞都对日本人的自尊造成极深的伤害，特别因为它们似乎包含一些事实。日本人确实每年比典型的西方工人多工作大约400小时，而他们确实住在小房子里，大约90平方米，比起典型的美国住宅只有一半大而已。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3）

这些不是奉承的话加上其他诸如“富国穷民”等话，也令人注意到有关日本人生活质量的较广泛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逐渐被提出的问题。日本人不仅工时长，住在狭窄的屋子里，而且他们往往花费一小时坐拥挤的火车去上班，然后下班后坐一小时的火车回家。住在东京地区的人每人享有的公园绿地空间仅及伦敦居民的1/12。至少东京的大多数房子有排水设备，因为排水设备（抽水马桶）的全国比率仍然是半数以下。而当地价在泡沫年代上涨时，即使“兔小屋”都变得如此昂贵，连续几代的抵押是大多数人能够设法买房子的惟一方式。在80年代结束时的1990年，长期批评日本的琼恩·沃罗洛夫（Jon　Woronoff）出版《日本绝非第一》（Japan　As—Anything　But—Number　One），继续抨击日本颂赞最高峰的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他在这本书中特别批评日本人的差劲儿的生活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