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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性从政。“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憧憬于权力。”[17]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的关于威尼斯商人的论述,也适用于浙江私营企业主。只是后者中鲜有人对政治民主,有着非分的向往。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末次,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楼忠福他们的内心,是个什么样的境地?那个被视为达到私营企业主从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楼像豪侠爽达俊朗,徐似文生谨言慎行,性格各异,都有重情义的共同点,他们都着眼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生活细节中,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们的儒家风范。徐冠巨的秘书是个有几丝白发的小伙子,传给他家业的父亲退休后做了自己企业的艺术团团长,说唱表演的曲目 多为传统的忠孝仁义戏,他的母亲年近古稀还在饲养家禽,喜欢感谢来公司谋事的人“帮助我们家冠巨”。
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外逃女贪官杨秀珠被国际刑警在荷兰抓获的时候,一个温州文化人并不认为她被引渡后会像瓜藤似地牵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温州人重信誉,送人钱物,一般不会轻易招供。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觉得,谨慎是我们面对浙江的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可以向现实妥协,但不能放弃底线和原则,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民主的腐败”。我们不可以无视“拉美化之忧”的警语,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政治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
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200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18]。预计,2010年浙江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19]。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2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到“加速成长阶段”的转折点。
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浙江,的确光辉灿烂。但美丽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逼近国际公认警戒线的的基尼系数。在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状,给未来的民主改革,预留了难以逆料的麻烦。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0)
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当代“包身工”的故事,也从未绝迹。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重庆农妇熊德明,映射着总理的光环,被30余记者和律师簇拥着,去温州龙湾区,为家乡民工追讨矽肺病伤残补偿费。地方政府对这个因为总理而出名的农妇充满了敬畏,却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泪。她首先为伤残四级的表弟讨赔,终局是他们只得到国家规定的17万元中的3万元。而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绩。
环境问题将在GDP越过2000美元界限时得到重视的国际经验,亦未阻止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律师化装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调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摇货郎鼓的手,不仅将义乌小商品散发到全球,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义乌“321销售假药案”。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彻底删除。
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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