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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是中日拉锯战的中心地带，1942年的人口不足15万，不到民国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兴地区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后，考察浙江的民主，我们发现，“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创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错，将“南方人”和“北方人”区别开来，或许有益于浙江的民主的阐释，可是，为了形成观点并创设讨论问题的基点，笼统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处的，尽管有片面和固执的嫌疑。

不能从土地里刨出黄金和粮食，浙江人选择了外出。一开始是地少人多的环境使然，慢慢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多少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并不算远。从明清两代就开始外出谋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欧美，少数散步在非洲等我们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据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能够成功出逃，得益于浙江海外侨民众多，易于谋划，便于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报集团遇到当下颇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徐迅雷。他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兄弟姐妹，许多年以前就远赴欧洲，做起了侨民。徐的故乡是著名的侨乡，有数万人在海外经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官方贸易尚未展开的时候，就经由种种渠道，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客死异国他乡的也不乏其人。

问浙江人为什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还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们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对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会背上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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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3）

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毛泽东时代抑制商业的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6］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独自然地理条件，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当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刺激经济，进而由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我的同行，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胡宏伟，就从800年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身上，探察到温州市场经济的“基因图谱”。［8］

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最为看重经世致用。“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便出自叶适之口。他认为功利与道义并行于天地之间，“既无功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