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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受民意挑战

一九九四年我从“外交部”政务次长，调升为“侨委会”委员长的第二年，遇到一九九五年“国民代表大会”改选。国民党大肆鼓吹提名政务官参选，一方面想提升国民党和“国大”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要让政务官有选举的历练，同时去多抢下几席“国代”的席次，所以在文宣上，把政务官的参选做为主打重点。根据规定，“国大”代表可以同时出任官员，“内阁”阁员若选上“国代”还可以续留原职。於是中央党部极力劝进年轻、形象好的政务官出马，但是到最後，却只有我和胡志强跳出来，我在新竹市，他在台中市；其他好几位颇为叫好的政务官，包括赵守博、王志刚、张昌邦等，都没有被党部说服去参选。就如外界预期一样，我和胡志强均轻易获胜。

新竹老和尚所说的话没错，我真的在“入阁”之後，身不由己地参加了选举。

一九九六年叁月二十叁日“国代选举”开票当天，在新竹市有实力的五位候选人当中，我拔得头筹；在十七万多张有效选票中我获得近七万票，比第二名民进党当选人蔡仁坚的叁万多票，快要多出一倍，较第叁名吕学樟的两万票多出叁倍多，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叁十八点九七，为多席次“选举”所罕见，为全省各县市当选人之冠。当夜开票後，无数的群众拥进竞选总部道贺，挤得水　不通。

这是我第一次体尝到拥抱群众的快乐。这是首次不需取决於长官的好恶或取舍，经由自己实力的展现和选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实，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个公职的布达，是截然不同的。经过这项激烈选战，我对民主的体认格外深刻。

第二次参加“民意代表”的选举，是在七年之後，二○○一年的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

拒当绿朝新贵

二○○○年“叁一八总统大选”国民党失败後，我内心很清楚，即将离开公职。该如何在往後的岁月里继续奋斗，让我跌入了深思和长考。四月中旬接连几天在书房整理资料时，不经意翻出已尘封数年的那封来自奉化溪口蒋家祠堂族长们的邀请函，再次细读，耳边像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职务後，身份变得单纯，就可以前往大陆祭祖了，这是一个宿愿得偿的好时机！”

很少人知道二○○○年大选後，我曾有机会进到“新政府”任职，却被我婉谢了。那是在“五二○”李登辉卸任前，他办公室的主任苏志诚来电询问我有无意愿到海外出任“大使”或“代表”？当时有几个大国的人选均未派定，我可以挑选一个，决定後告诉他并由“新政府”派任等语。当时李登辉和阿扁关系至佳，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立即谢绝了他的传话和建议。因为我无法说服自己跳到民进党“政府”内担任“特任官”，我反对该党追求“台湾独立”的思维和它以创建“台湾共和国”为目标的党纲。“驻外使节”就是代表“元首”，等於是他的分身，理念相左，怎麽可能去执行任务？

参选“立委”继续打拼

由於参选过“国大”代表，又担任过党　书长，操盘过无数次的大小选举，对於选举我不仅有心得，也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二○○一年底就有“立法委员”与各省辖县市长的选举，我的政治直觉告诉自己，在国民党不再“执政”的新环境中，要在政坛上继续有所作为，唯有参选一途。

我和新竹市的渊源很深，不仅从小在那里长大，连外婆的骨灰也供奉在市郊青草湖的灵隐寺。我和孝慈在台北有了自己家庭後，每年清明节都会带妻小前去烧香祭拜。在参选新竹市“国大”代表过程中，更与当地政商领袖建立起坚实、良好的关系。二○○○年四月初，我和美伦像往年一样，前往青草湖扫墓，顺道和几位当地颇具分量的熟朋友叙旧，其中曾在“国代”选举时大力支持我的好友吕柏镛，就建议我隔年到新竹市来选市长，举出许多理由，认为一定胜选。事後我和美伦商量，可以作为规划的选项。由於我客家话讲得很地道，那段时间也有居住在湖口和新埔的客家乡亲，当面要我参选新竹县长。新竹县议会主　周清志，有次在他家餐叙时，还邀了几位新竹政界人士到场，也都直接劝我选县长，我只笑笑谢谢他们的好意。

“五二○”後，参选公职之心已定，只剩下“选项”问题。我是极端的审慎，不仅曾向王升、钱复、丁懋时、秦孝仪等前辈讨教，甚至星云和圣严两位大师我也去拜访请教过。他们各有看法，但鼓励我参加选举则颇一致。最後，让我选择参选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还是几位媒体界的老友在餐会上给我的分析膘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