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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解释道：“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三块，从全同志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我们毕竟都还有一家老小要生活，但不管怎样讲，我和王书记决定拿出这一百块，算是帮你凑个路费。”

听林兴甫这么一说，严宏昌慌忙按住他拿钱包的手，激动地说：“钱，我不能要你的；有你们刚才那些话就行了！”

林兴甫临走时，有力地握着严宏昌的手，充满感情地望着严宏昌，没再说一句话。然后，就匆匆出门了。

送走区委书记林兴甫后，过了很久很久，严宏昌都难以平静下来。

打那以后，严宏昌就开始了上访。不过，他没有去北京，经费困难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他相信，小岗人是能凑齐这笔路费的，问题是这样做惊动太大，说不定会给暗中支持自己的县区领导惹来意外的麻烦。更主要的是，他最想去找的其实是*，可*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吗？与其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在北京乱撞，不如写信，更让他感到踏实。

于是，他就把小岗人为什么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以来出现的喜人情景，小岗人为什么不愿再回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上去，以及小岗人今天强烈的吁求，全坦率直言，一一道来。

信写好之后，他一式两份，分别寄往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厅。

他担心这种“人民来信”会被本县的邮局扣压，每次都跑到嘉山县甚至蚌埠市去寄。

就这样，隔几天他就寄出一次，前前后后寄出了几十封。他想，寄了这么多，总该有一封两封能转到中央领导的手上吧？

然而，他寄出去的那些信，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削职为民”（1）

万里后来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一次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所以，那段时间，万里一直在思索着、寻找着可以突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凤阳县本来就是万里最关心的地方，这时听说他们正在全县农村推行一种“大包干”，他对凤阳出现的这种新的承包责任制便十分关注，就决定到凤阳去做一次调查研究。

在听取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汇报时，万里忍不住打断陈的话，首先询问：

“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于是解释说：“按照省委‘六条’规定的精神，我们把一个生产队划小成若干个作业组，将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应向国家上缴以及向集体提留的各项任务，都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就归小组分配。因为这中间不需要生产队统一管理、统一记分、统一分配，一切自主权都给了作业组。农民就把它概括为‘大包干’。还编成了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听到这里，万里的眼睛亮了。他十分赞许地说：“好啊，概括得好！这是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都考虑到了，而且，朗朗上口，一听就记住了，既形象又生动。”

其实，陈庭元这是受到了小岗村“包干到户”办法的启发。很显然，“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一直都遭到严令禁止，而小岗村搞的这个“包干到户”，不仅区别于大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的提法，还避免了历史上“包产到户”本身就存在着的缺陷，比如，“包产到户”虽是把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但在管理、经营、记工和分配等等许多重要的环节上，还得由生产队统一进行，这“四个统一”仍把社员捆在了一起，不利于更彻底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却是一步到位，已不仅仅是“包产”，而是在“包干”，尽管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现在陈庭元把“包干”的办法借用过来，将省委‘六条’的精神发展成了“包干到组”，并又起了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名字：“大包干”。

万里饶有兴趣地问：“实行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接下来的回答既简洁又形象，他借用了严宏昌的“农民语言”，说道：“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也有个顺口溜，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