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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在进行政治会谈，松冈似乎是不会离开莫斯科去作这次旅行的。”（《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卷第七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鲍格莫洛夫话音未落，《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仪式于4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4月15日，《大公报》披露《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略的默许和纵容。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成了相互馈赠的供品。难怪斯大体夸松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松冈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协定。所以林语堂在另一封《美国通信》中极为悲愤地说：《苏日多约》“用意深长，盖本苏联自己不打劝人相打之八字金言，虽称之为含恶意之‘友谊条约’亦无不可。”（《大公报》1941年5月9日） 《苏日中立文约》和《共同宣言》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大公报》也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向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破坏了1924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公然承认伪满漩国的存在，也是对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在论及苏日妥协的影响时，该社评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签订所谓中立条约，既“便利了暴日之侵华”，又“便利了暴日的南进”。这就要求国人必须肩负起抗战到底的职责，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国家“要积极布防，准备截击太平洋上的海盗！” 4月16日，《大公报》又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说斯大林为了取媚于日本，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在车站见到松冈后，不仅亲切握手，拍肩谈笑，合影留念，还依依不舍地登上列车又谈了十来分钟，国际列车因此未能正点发出。这种“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读来令人作呕。 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立场和表现却让人难忘。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近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摩根韬晋谒罗斯福，会商军火徂借问题”（《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八页），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于4月7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4月底，有消息说松冈即将访问美国，美国务卿赫尔表示不知此事；有关人士说松冈即便要来，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5月初，松冈又厚颜无耻地发出信息，表示愿邀请罗斯福访日。但是赫尔表示，美国并没有收到日方约请，即使收到，也将予以拒绝。5月23日，赫尔约见胡适时指出：“日美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妥协的效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0页） 《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后，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体大元帅的信》，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