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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微妙态度使日本感到恼火 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德国“亲华派”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于“亲华派”的努力，1933年，德国的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可以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部与日本关东军作战。而到1935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队伍已经达到70人之多。德国顾问团几年内为中国训练了30万中央军，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沪战役”中国军队大败日军，使其速战速决、强迫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而在此次战役中痛击日军的主力部队，就是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由于“亲华派”的努力，1936年，德国帮助中国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准备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打下工业基础，为抵御日寇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筹措建设资金，中德秘密签署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万万马克。中方将在随后5年中每年购买2000万马克金额的德国军火和机器，在10年内用各种农矿产品归还，每年为1000万马克。中国的军火供应也基本仰赖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占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战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仍有80％来自德国，以至于日本有人将这场战争称为德国战争。德国的做法当然令日本恼火。日本最终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命令，但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迫于军方和外交部的压力，戈林给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托马斯上校发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对于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魏茨泽克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外长牛赖特也表示：“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1937年德国以易货供应方式输入中国的作战物资，价值高达8000多万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统计七七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军火的数量，德国仍压倒苏联居第一位，德国当时对中日战争的微妙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不仅准确地预见了日本侵华必然导致的远东政治色彩的变化，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未必会在中日战争中失败。如果德国外交始终由这批政治精英主导，既能把日本绑在反苏的战车上，又可维持中德邦交，继续从中国捞好处。这对德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最不坏的选择。换句话说，德日同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领导权的问题：是德国主导德日同盟，还是日本主导德日同盟？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坚持前一个选择，然而他们的选择并没有能够成为德国政府的最终选择。 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一批纳粹党棍并不具备起码的专业能力和务实精神，也不管德国的国家利益何在，只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来决定德国外交的方向。1936年以前，希特勒在德国还没有完全树立起绝对的个人权威，因此不能不对德国传统政治精英多所包容，他们因此还能在外交方面发挥重要影响。但从1936年起，希特勒在国内已经可以一手遮天，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的悲剧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悲剧便正式上演了。里宾特洛甫之流的纳粹党棍最终把持了德国外交的大权。他们一改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的理性立场，不再对日本有警惕和防范之心，而是将德日同盟的主导权拱手相让，完全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苦心维护的中德邦交毁于一旦，德国完全投向了日本的怀抱。这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最终被历史证明为政治上的自杀。 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在抗战前夜和抗战初期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瞩目于此的学者并不多，许多关键内幕因此一直无从获知。陈仁霞博士历数年之功，从已经尘封的德国外交档案中翻检出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就《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一书，以崭新的史料、翔实的细节丰富了抗战大历史，揭示了原本暗昧、实则惊心动魄的中德日三国角力大场景，使读者获得了很多新鲜的教益。在即便是学界仍不免人心浮躁之今日，这样扎实的和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作品相关　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