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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士的出现而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就像他的同伴一样，他不是凯旋，也没有人们的夹道欢迎，而是回到了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里。他回来的时候，对于朋友的死讯、对于宽恕在越南丛林中射杀平民的士兵的美国军事政策、对于政府的欺骗和歪曲事实感到非常愤怒。

作为一名参议员，克里在越南的经历促使他去发现政府的罪行，尽管不能总是成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为促使美国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执行这项任务（他会说是他“最后”一次在越南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声称他曾经反对的政府并没有撒谎或掩盖事实；在印度支那，美国并没有像很多家庭和阴谋理论家坚持认为的那样秘密设有大量的军人监狱。

越战让克里对于战争夺去人们生命的最高代价产生了矛盾的看法。他说自己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战争中的残酷景象以及放在运尸袋里运回国的美国士兵的形象困扰着他，并且影响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美洲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态度。然而，他也支持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他的批评者们谴责他在越南战争以来美国介入的两场最大的战争中立场不鲜明，这两次战争的目标都是伊拉克这一个国家。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以后，克里投票反对战争，然后又赞扬H。W。布什（老布什）五角大楼发动的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2002年，他投票反对战争，接着对乔治·W。布什（小布什）五角大楼发动的入侵表示谴责。“我的意思是，我过去支持解除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但是，我不喜欢政府及其外交方式等。”他解释道。

克里的冲动会带来怨恨。无论背景如何，约翰·F。克里总是留下许多争议。作为一名反战领袖，他是理查德·尼克松的靶子，后者把当时这位27岁的年轻人说成是“伪君子之流”，但是却担心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是加里·特鲁多的《杜恩斯比利》（Donnesbury，美国著名的讽刺连环漫画——译者注），即他那一代人中颇受争议的嬉皮士的靶子。该杂志讽刺他是“了不起的预科生”。在那些和他一起服兵役以及和他一同反战的越南老兵中间，他或者受到尊敬或者遭到斥责。

除了约翰·克里在公开场合那种贵族举止、与众不同的姿态外，他还有另一方面鲜为人知。波士顿前市长雷蒙德·L。弗林从与克里在20世纪80年代结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就没有太多联系了。但是，1994年，当弗林在罗马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期间，克里获知弗林的儿子雷因为躁狂抑郁症而住院治疗后多次去看望他。“他会顺道停下来，带着杂志，和小雷谈运动和政治。”老弗林回忆着。同样，托比·古佐斯基记得克里1989年在波士顿的贝思以色列医院他母亲的床榻前“度过了很多时间”。当时，托比的母亲安·古佐斯基——也是克里的长期志愿者——由于晚期乳腺癌在接受治疗。克里斯·格里利以前是他的助手，现在是说客。他说1989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老板的关怀。“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伸出的援助之手让你非常惊喜。”格里利说。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公诉人和华盛顿的参议员，克里通常表现出一副反抗政治主导风向的投身正义、口齿伶俐的调查人和立法者的样子。不过，他一直都被冠以政治机会主义分子的名声，表现为他在1971年把越战期间的奖章和勋带扔到五角大楼的围墙上公开表示对战争的抗议，随后又宣称这些奖章不是他的而是另外一个老兵的，从而把这件颇引起争议的事情搪塞过去。他发表了大胆的宣言，诸如1992年谴责反歧视行动和福利制度，这些在还没有产生政治效力的时候就被放弃了。近来又对他过去投票赞成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现在却因此而谴责布什政府做出辩解，有的时候这种自圆其说就是折磨。后来，克里又投票反对拨款870亿美元用于资助伊拉克重建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占据。

这些行动是否反映了一位贵族知识分子、一位意识到政策和行动中的细微差别，但有时却难以向大众解释的人的内在矛盾？那些声明和表决是否反映了这样一位在战斗中受了重伤、眼睁睁看着战士们在自己的指挥下牺牲，并在以美国的撤退宣告结束的战争中失去了五位最好的朋友的人本能的谨慎？一位发言人说，克里“很自豪自己非常独立，而且对于因反抗正统思想导致他难以进入政府内部也毫无顾虑”。

但是，批评家们把他看做是镇定自若的政治行家。与很多在主流信仰驱使下仕途顺利的人不同，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