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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越闹越大，徐树铮就略退一步，提出孙洪伊辞职，“以维护总理威信”，然后戴职出洋考察，或者安排别的职位，比如外放省长。不料孙洪伊声明：“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这个“三不”让段祺瑞气歪了鼻子（他的鼻子本就有点向左歪，生气时尤甚），他咆哮道：“好，大家都辞职，让他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受够了窝囊气的黎元洪巴不得段祺瑞辞职。在谋士的建议下，他决定请出在河南隐居的北洋元老、在袁世凯写的继任总统名单里名列第二的徐世昌来当总理，借势把段祺瑞赶下台去。

府院相争以来，徐世昌一直在中调解，这下黎元洪要赶下段祺瑞、请他徐世昌出山，徐世昌却绝不干这样的事：一则他知道段祺瑞的实力和秉性，谁能赶得下他？他要辞职云云，只是气话；二则要他徐世昌出来配合黎元洪，和段祺瑞作对，然后在黎元洪手下当差，他也是绝对不愿意干的。因此他提出一个“拥护元首，维护总理，不入政界”的“不沾锅”的条件，如黎元洪答应，他就进京调停府院之争。

黎元洪以徐代段的想法落空，只好接受徐世昌调停。徐世昌提出的办法是府、院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和徐树铮的国务院秘书长一起免去。在徐大佬的面子前，这一办法被双方接受，一轮危机平息下去了。

府院之争越演越烈。张勋在徐州紧盯着事态发展。民国的什么总统府，什么国务院，在他心里屁也不算，只有大清、皇上、朝廷这些东西他才认为是神圣的，中央斗争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越两败俱伤，他复辟“理想”的实现才可能越大。

终于，一个“对德宣战”案让他的良机来了。

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了两年半，中国一直置身事外，取中立态度。该年2月，美国宣布同德、奥绝交，准备参战。美国希望中国和它采取一致行动，美国公使奉命频繁拜会中国总统、总理，表示如中国参战，将借款给中国做军费。在美国的活动下，中国政府同意参战。

这是个大事，素来不以总理身份见黎元洪的段祺瑞于3月1日率全体阁员来到总统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黎元洪表示这个问题要先交国会讨论；2日，段祺瑞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各政党领袖座谈，对德绝交获得赞同；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4日，段祺瑞再来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政府向国会递交的咨文上盖印。盖印后交国会，因段祺瑞事先已取得国会赞同，一盖印交过去表个决，对德绝交的整个手续就办完了。

不料黎元洪在手续齐备的情况下坚不盖印，说不能“草率从事”，又提出要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才可决定。

黎元洪节外生枝，段祺瑞气得鼻子歪到一边，强忍怒气再做解释；黎元洪却说大总统有宣战和媾和的特权，应对一切负责。段祺瑞莫名其妙又恼怒万分，吼道：“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作梗，这个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当天，段祺瑞就丢下国务院的事务，离开北京跑到天津生闷气去了。

中国对德绝交，本来在美国的游说下，黎元洪是早已答应了的，可到要落实的时候，素来老实、并不敢主动向段祺瑞找茬的黎元洪却变了卦，这里的原因在于：日本听说美国以优厚条件介入中国外交，怕自己失去了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赶紧也扎进来，许以更实惠的条件；段祺瑞本就是亲日派，就跟日本密切起来。美国看到，日本要主导中国的外交方向了，就改变态度，由鼓动中国参战转变为反对中国参战。黎元洪是美国看好的人，就按美国调整后的调子反对中国对德绝交了。

段祺瑞负气出走，本来正中黎元洪下怀，但马上他就发现段祺瑞这一走还真有走的实力：他一走，黎元洪就找不到够分量的人做总理了。请徐世昌，徐世昌不干；请王士珍，王士珍是段祺瑞的同门，不可能“卖友”。而全国各路军阀还是服气段祺瑞，纷纷发通电要求挽留段总理。黎元洪无奈，叫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到天津请回段祺瑞。

段祺瑞扬眉吐气地回到北京。对德绝交案，黎元洪自然只有盖印，国会也迅速通过。

然而段祺瑞还要对德宣战。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并把整个山东划为了它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爆发后，日本向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看准协约国必胜，力主参加这场大战，德国败后，中国就可做为“战胜国”从日本手里收回山东权益。支持中国参战、允诺提供军费借款给中国的日本，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