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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想不起有人曾要求他分开双腿，哪怕只是分开一点点。

帕克是个专家。他熟练地拍拍袜子，轻巧地向上移到抖得不轻的膝盖，接着很快搜了腰部四周，又在腋下迅速搜了一遍，似乎亚当会穿着肩套，里面藏着一只小手枪。警官帕克对亚当第一次的搜身很仁慈地只用了几秒钟便告结束。帕克用他粗笨的右手灵巧地伸进公文包，然后交还给亚当。“今天看萨姆可不是个好日子，”他说。

“我听说了，”亚当回答，又把外衣甩到肩膀上。他面向铁门，似乎现在该是进死监的时候了。

“这边走，”帕克低声说，走下台阶顺草地转过墙角。亚当顺从地跟着他，沿着又一条红砖铺的小路走到一个普通的没什么特点的门前。门口长满了杂草，门上没有任何牌子和标志。

“这是什么地方？”亚当问。他粗粗地记得古德曼对于这个地方的描述，但此时此刻所有的细节都变得模糊不清。

“会议室。”帕克用钥匙打开门。亚当进去之前先看了一眼四周，希望判明自己的位置。这扇门挨着牢区中部。亚当的感觉是警卫和他们的主管们不喜欢律师们四下闲逛窥视。所以才把出入口设在外面。

他深深吸了口气走进房问。没有别的律师来探视他们的当事人，这使亚当觉得特别受鼓舞。这次会见可能会有吵闹甚至也许很激动，他宁愿这一切私下里进行。至少此刻房间里是空的。房间很大，足够几个律师在这里会见当事人并讨论案情。这房间看来有三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水泥地，日光灯十分明亮。房间远处是一整面红砖墙，顶端有三个窗户，就像牢区外墙一样。很明显这间会议室是事后才想到并增建的。

一个不大的窗式空调器在愤怒地咆哮着，但产生的冷气却少得可怜。房间被砖和金属板的隔墙整齐地分隔开，律师在一边而囚犯在另一边。隔断下部是三英尺的砖墙，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台面给律师放他们的拍纸簿并记录他们和委托人的谈话。直抵天花板的一面厚厚的金属材料做的明亮的绿色隔板结实地立在台面上。

亚当慢慢地走到房间的一头，墙边是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绿色和灰色的废旧公家椅子，还有折叠式的、窄小的咖啡椅。

“我得锁上这扇门，”帕克迈步出门时说，“我们会把萨姆带来。”门砰地关上了，留下亚当一个人在屋里。他立刻在房间的一头找好了一个位置，万一再来一个律师，肯定会选择房间的另一端，这样大家都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隐私。他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台前，把外衣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拿出他的拍纸簿，拔出笔帽，然后开始啃指甲。他试图停止这个动作，但他做不到。他胃里在翻江倒海，他的两腿止不住地哆嗦。透过隔板他研究着犯人那边的座位——同样的木制台子，同样的一排旧椅子。在隔板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窄长的窗口，四英寸乘十英寸，通过这个小孔，他将与萨姆·凯霍尔面对面。

他紧张地等待着，不断地告诫自己要镇静，别紧张，放轻松，他能处理好这一切。他在拍纸簿上涂抹着什么，但说实话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他卷起袖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藏着窃听器或摄像机，但这个地方太简单太朴素，他无法想象会有谁在这儿搞窃听。如果警官帕克是一种象征，那这里的工作人员该是很悠闲的，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他研究了两边的空椅子，猜想有多少绝望的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这里和他们的律师相见，听上几句抱有希望的话。时钟嘀嗒嘀嗒走个不停，有多少紧急的请求从这个隔板的窗口里传递过？有多少律师就坐在他现在坐的位置上告诉他的当事人他已无能为力，死刑将如期执行？这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但是让亚当镇静了不少。他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是个律师，受过良好的训练，才思敏捷，而且还有强大的库贝事务所作为后盾。他可以担当此任。他的腿渐渐不再发抖，并且不再啃指甲了。

门突然喀啦一响，惊得他浑身一哆嗦。门慢慢地被推开，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卫迈步走进房间犯人座一侧。他身后就是穿着鲜亮的红色连衣裤、戴手铐的萨姆·凯霍尔。他阴沉着脸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眯着眼睛向隔板这边望来，最后把目光聚焦在亚当身上。另一个警卫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律师对面。他很瘦，苍白，比两个警卫矮了六英寸，但他们似乎并不难为他。

“你是谁？”他盯着亚当，而亚当此刻正在啃着指甲。

一个警卫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萨姆的身后，另一个警卫把他按在椅子里。他始终盯着亚当。警卫转身走开，在将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