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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备想哭,想喊但都不可能,泉涌似的眼泪淌出来,他拽住袖子擦擦泪,赶紧打开急救包给槐多包扎。可是天太黑,他找不出他的伤口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包扎对于槐多是无济于事了。
很快,东方就显出鱼肚白,有备终于看见了槐多的伤:原来他身上有许多弹孔,仅头部就有三处,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他那顶东京美术学校的黑制帽。有备这才注意到,槐多来喊话之前,是特意戴了这顶帽子的:他头上有个“美”字,他要用“美”来提醒他的同胞,是回家的时候了。帽子美,《小小的晚霞》也是美的。
时令和有备又返回了代安,他们是护送着槐多回来的。后方医院为槐多举行了一个八路军规格的埋葬仪式:他被两匹中国白布缠身,一口就地买来的杨木棺材成殓了他。墓地设在代安一个坐西朝东的土坡上,孟院长特意为槐多选择了这个土坡。他愿意让槐多朝着东方,朝着太平洋上那个岛国——日本。全医院都参加了槐多的葬礼。入殓时,孟院长发现有备手里尚有一顶槐多的黑制帽,他让有备把帽子也放进槐多的棺材。有备当着众人,向孟院长请示说,他愿意服从命令,他又愿意留下那个“美”字帽徽——本来他是想连帽子都留下的。孟院长想到槐多生前和有备的友情,就答应了他只留下那个帽徽。同时,孟院长还把松山槐多的两个速写本也送给了有备。
有备时常打开槐多的速写本翻看,那是一个学习美术的日本青年对战时中国农村的描绘:兆州城,柏林寺,拉碾磨的毛驴,卧在门口的狗……还有不少中国男女老少的肖像。槐多竭力要把一个正经历着战争伤痛的中国画成一片和平景象,也许那才是他心目中的中国。有一幅画是槐多精心画出的,有备知道他一连画了好几天——那是笨花村的全景,当时松山槐多就是坐在有备家大西屋房顶上画笨花村的。槐多在画面上记载的是:“昭和二十二年五月画于兆州笨花村,这是我的小朋友向有备的村子。”当时向有备并没有意识到他将要和槐多交朋友,但是槐多已经把他当作朋友了。有备每逢翻到这一页,总要念上几遍槐多写下的这段文字。每次,当读到“朋友”两个字时,他都会想起松山槐多教过他的日语“朋友”,这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说出了“道莫塔其”。而在以前,当着松山槐多,他从没有说过“道莫塔其”。
有备把“美”字缝在他的皮挎包上,有不认识这个标志的人问他,这是个什么标志,有备不作回答,因为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对谁都能说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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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武备在晋南接到父亲向文成的信。
几年前向武备离开笨花以后,夜行晓宿,终于来到他仰慕已久的“西北”——延安。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服从组织的需要,又东渡黄河,经历了从部队到地方,从地方到部队,从山地到平原,从平原到山地的无数次转换,最后“落”在太行和吕梁之间的晋南腹地,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到家信的向武备,现在是太岳区一个县政府的领导人。现在的向武备,算得上是久经锻炼了,可这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拿着这封寄自笨花的家信,双手却是颤抖不已。这颤抖,并不只因为家信的珍贵,而是缘于信封上那些古怪的难以辨认的字迹。武备知道,家信必是父亲向文成书写,他熟悉父亲的笔体。可是为什么父亲单把这封信写成如此模样:字们似是而非,满纸墨迹斑斑。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起向武备,他不知信中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不拆信,只把信平摆在炕桌上,观察沉思良久。这位“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向武备,抗战虽然给了他一身勇气,面对这样一封家信他却踌躇不前了。
向武备经过一番踌躇,还是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如同信封一样,信纸也是满篇“涂鸦”。他从这些歪三扭四、模糊难辨的字里行间,还是费力地读懂了这信的内容:原来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失去了姑姑取灯和祖父向喜两位亲人。父亲对家中变故的描述措词严谨,语气平和,唯恐这信落入敌人之手。但武备马上就明晰了信中的一切。两位亲人的离去已经足以使武备悲痛万分,然而更使他难过的,还是父亲的字迹。难道这只是父亲的悲痛所致?照往常,父亲即使心有千头万绪,也会把字写正确的。当今,父亲更懂得书信往来的不易,就会更加重视每一个字的传递功能。往日父亲给武备写信,总是努力把字写得“蝇头小楷”一般。而这次,他似乎是没有力量再去完成写信这个简单的书写过程了。那么,这是父亲的眼睛所致。武备终于判断出了父亲这封“涂鸦”家书的因果。现在,两位亲人的离去,一位亲人视力的消退,使向武备遭受的精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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