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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常俊亭罗列的罪状是：（1）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是什么问题？没有说）。（2）召集妇女干部会议，不通知组织部，外出指导工作也不通知组织部。（3）史维功要求调姚焕敏到鱼台工作，常未报告组织部就允许啦。（4）常是文协负责人之一，和魏定远的关系很密切，并时常到男生训练班去以征*员的名义召开会议和请客等。除上述所谓“罪状”，王须仁还搞到了区党委宣传郡宣传科长兼《团结日报》社社长朱华分别给常俊亭、魏定远的信，现将这封信抄录如下．

“你所创作的散文……，已经试露，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奇誉，请以后多写佳作，以光篇幅，更希望培养文艺作者，是所至盼——致常俊亭。”

“文协的组织尚未成立，也不勤于创作，如此下去，将促我坍台，使我难堪，……”刘吼风、李葛嵩乃写作能手，即希望将其吸入组织。致魏定远”（因系抄件，个别字可能有误）。

本来这两封信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而王须仁等人则认定信中所说的话是暗语，理由是李葛嵩（鱼台县抗日*政府科员）并不会写文章。朱华为什么说李葛嵩是写作能手，派人问了一下就会搞清楚的而王须仁等却根本不想这样做，却一口咬定朱华的信是暗语。又联系到，刘吼风本是区党委派到湖边地委宣传部做干事的，而史维功却坚决要留他做鱼台县委宣传部长。

这样一来就把朱华、史维功、常俊亭、魏定远、姚焕敏等人联系在一起了。于是便与九月十日逮捕了常俊亭、姚焕敏等人，日夜进行审讯，其手段就更加残酷毒辣。

由于王须仁等在审讯中指名逼供，同时采用大灌水，火烧、过电、坐老虎凳等等及其残忍的肉刑，而被审讯者又毫无思想准备，在酷刑之下“招认”了。这样王须仁等通过被审讯者的“口供”，竟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和各特务连的指导员等等都列入了“托匪”名单。更有慎者，他们从对魏定远等人的审讯中又逼供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宵鹏、参谋长李发、教育科长张基隆等人，都是‘托匪”，并说区党委宣传部是“托匪”的窝子”。

这样一来，所谓“肃托事件”就直接发展到地委领导内部直至区党委领导机关内部去了。

九月十一日，在谷亭镇召开“反托大会”，除地委机关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鱼台县县委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王须仁等强逼所谓“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王须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被打成“托匪”者无法翻供，以巩固所谓的肃托成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制造紧张气氛，为其在地委内和区党委内进行大屠杀准备舆论。

王须仁大造舆论说“托匪”如何狡滑如何两面派的。如有的同志工作积极肯干，他就说这是伪装，是为了骗取领导信任。有的人工作干劲不足，自由散慢，他就说这是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人们感到在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相信的，都可能是“托匪”，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由于这时王凤鸣随主力四大队转移到湖东去啦，王须仁还不敢放肆的大干。这时地委书记李毅和区党委政治工作部付部长郭长臣等人已经知道在审讯中供

出了地委军事部长尹夷僧，宣传部长袁汝哲等是“托派”所以也表现非常惊慌。但是他们还不敢马上逮捕尹夷僧和袁汝哲，因为这些同志在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特别是在游击四大队和所属一大队中有较高威信，怕弄不好给自己惹出乱子。所以他们在“反托大会”之后，便确定由谷亭镇向南阳镇转移，以靠近主力部队部队，王须仁正好利用这种情况，以图与王宏明进一步勾结起来，进行一场大屠杀。．

尹夷僧、袁汝哲二同志并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托派”的行列，仍然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这时尹夷僧、袁汝哲的任何行动，都会被他们看作是阴谋活动。所以，在行军的部署止，尹、袁提出夜里行动，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敌后形势下，当时不管部队、机关、学校等一般都是在夜里转移。但王须仁却马上指出，这是个阴讯。说尹夷僧、袁汝哲提出在夜里转移是“托派”的阴谋，是准备打我们的黑枪。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白天行军（先走）。还说这一行动粉碎了托派的阴谋。

到了南阳，第二天哀汝哲照样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正好镇子上有家老乡结婚，按风俗习惯是要放炮竹，因镇里住了部队，怕引起误会，所以镇公所特意向领导作了报告。王须仁等立即断定这是阴谋，是尹、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