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页)

摆摊卖饭。李分龙周到服务，热情待客，同样的一份饭菜，比红星饭店便宜三五分钱。因此，她的饭摊上座无虚席。相比之下，红星饭店生意逐渐冷落，最少的一天只卖了７元钱。红星饭店的有些人认为李分龙抢了他们的生意，越想越生气，最后发生了砸碗事件。

事后，有关部门派人调查。调查人只听取红星饭店片面之词，回来汇报说：打碗事件全是李分龙的责任，与红星饭店无关。当记者将调查真相和目睹现场情况的群众意见向长沙市有关部门领导人反映时，一位领导人竟说：我们知道这件事。你说的不是事实。记者搞报道要实事求是。记者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才来找你，不然直接就见报了。领导听后，拍桌而起，“你们有权利就登报！”

浙江路桥是东南沿海的著名集镇，戒指、耳环等传统小五金加工手工业品行销全国。然而，路桥区委却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对个体手工业予以打击、取缔。5月23日路桥区几个干部检查农业生产，路过蔡继泽家，看见他正在家里加工小五金品，就跑回区委向副区长林寿透作了汇报。林寿透没有经过任何调查，认定蔡家是资本主义“冒尖户”，决定对其抄家。中午，林寿透带队前往，搬走了蔡敦林小五金生产的所有原料、工具和设备，闯入蔡继泽夫妇卧房，用锤子砸开衣橱、谷仓、写字台、衣箱等，把衣物一件一件抖开搜查，撕破糊墙纸，扯开棉被，翻动床板，从衣箱，写字台等处搜出现金数叠，未作清点即放入提包带走。随后，这群人砸开早与蔡继泽分家的长子蔡敦震家的门锁，抬走了蔡敦震新买的电视机和电风扇。

7月12日，味美馆在上海开张了。26岁的饭馆主人陈贵根，是70届的中学毕业生，出身也算饭店世家。建国前，陈贵根的父母在自家三层住宅的底楼开过“顺鸿兴面饭馆”，顾客盈门，还为中国红十字医院的医生送过外卖。1958年，“顺鸿兴”公私合营，饭店关门，他的母亲去了国营饮食公司，父亲开了一家烟纸店。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5）

开业后的味美馆，生意非常好，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常来参观和用餐。8月，《文汇报》报道，小餐馆的每月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外，获利相当可观。但是，显然陈贵根的小店没能得到刘桂仙那样的照顾。房管所的人认为，把住房改为店面，应该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的人觉得，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该从3％提到5％，并要加征所得税。静安区工商局的人也觉得，批准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竟大干起来，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0月，有专车接陈贵根到北京，接受中央领导接见。但回上海不久，他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开张才3个月的味美馆被吊销执照。

1981年，陈福根出狱后无心经营味美馆，其哥哥陈福根便顶替成为新一任饭馆主人。1982年底，隔壁医院工程改建。医院每月补贴500元，要求饭馆暂停营业。无事可做的陈福根因盗窃罪被抓，适逢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公判大会上陈福根被判无期。从此，上海这个“001号”个体饭店一直关门。1997年10月10日，陈福根提前出狱，味美馆17年来第三次开张，但上海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西侧，沿街饭店比比皆是，味美馆置身其中，招牌斑驳，已无昔日风采。

改革开放30年的一项巨大成果，就是个人财富的积累。所以姗姗来迟的《物权法》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为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那是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但是，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与乔金岭都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前者收入不高，但还不至于会被人看扁；后者则担任公社砖瓦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官衔听起来也还不错。

初中毕业，只有16岁的郑秀康到一家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有18个人，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已经33岁的郑秀康开始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