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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　而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却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治、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２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1）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统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