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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袁崇焕的斗争，远远超过案件的本身。袁崇焕的案子被置入阉党余孽翻案的阴谋之中。蓟辽督师袁崇焕虽不是东林党人，但已经成为他们所倚重的长城。这种关系，阉党余孽也是心知肚明。因此，阉党余孽、朝廷奸臣借袁崇焕案诬劾钱龙锡，制造钱龙锡案；又以钱龙锡案来铁定袁崇焕案，并借此打击东林内阁，翻案夺权，重掌朝纲。

锦衣卫朝参官牙牌（拓片正面）

锦衣卫朝参官牙牌（拓片背面）

话还要从崇祯帝打击阉党说起。自崇祯帝严惩魏忠贤阉党后，“忠贤虽败，其党犹盛”，阉党余孽，遍布京城。遭到惩罚的阉党分子及其余孽们，对正直的朝臣，既恨之入骨，又日图报复。京师被难，崇焕下狱，正好给他们一个“欲以疆埸之事翻逆案”的机会，打击东林党人，以图东山再起。为此，他们以袁崇焕案诬劾钱龙锡，制造钱龙锡案。

为什么阉党余孽要制造钱龙锡案呢？因为钱龙锡是首辅大学士，东林党魁，曾经协助崇祯帝处理魏忠贤阉党案，也给予袁崇焕很大的支持。袁崇焕落狱之后，钱龙锡自然成为阉党余孽攻讦东林党的首要目标。《东林始末》记载：“初定魏（忠贤）、崔（呈秀）逆案，辅臣钱龙锡主之。”阉党余孽借袁崇焕以打击钱龙锡，并由此打开缺口，网罗东林诸臣，以便借此翻案。

第三十四讲阉孽翻案｜阉党余孽同东林党人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内阁。崇祯元年（1628年）内阁成员主要有：周道登、李标、韩爌、钱龙锡。袁崇焕入狱时的内阁大学士，除韩爌晋太傅外，仅李标、钱龙锡、成基命和孙承宗四人，均为东林党人。六部尚书也多为东林党人或倾向东林党人。当时阉党余孽官职低、实力弱，声名狼藉、不得人心。

但是，阉党余孽紧紧地抓住崇祯帝，依靠崇祯帝，来打击东林党人。阉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温体仁和周延儒。夏允彝《幸存录》说：“当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以编织时贤，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

那么，打击钱龙锡的理由是什么呢？阉党余孽给“钱龙锡案”罗织的罪名主要有三：

其一，钱龙锡是袁崇焕通敌和祖大寿出走的挑唆者。袁崇焕下狱后的第五天，御史高捷即疏劾：钱龙锡与袁崇焕相倚，钱龙锡是袁崇焕“诡计阴谋发纵指示”者，是祖大寿敢于率兵出走“挑激之妙手”。钱龙锡一疏再疏，自行申辩：“崇焕初在城外，阁中传奉圣谕、往来书札，多从城头上下，崇焕既拿之后，孰敢私通？祖大寿两重严城，谁能飞越，施挑激之妙手？”由此可见，高捷这些话纯属不实之词，诬陷之言。不过，这种流言蜚语在那个特殊时期却具有相当的杀伤力，钱龙锡被迫引疾辞职。但阉党余孽并不会就此罢手，而要致钱龙锡于死地。

其二，钱龙锡应为袁崇焕斩帅、谋款（即与后金讲和）负责。锦衣卫掌印官刘侨以斩帅、主款二事审问袁崇焕。“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简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即袁崇焕把“斩帅”、“讲款”二事的责任全由自己承担，不牵涉大学士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看来，这一罪状证据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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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讲　阉孽翻案（2）

其三，接受袁崇焕的贿赂。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山东道御史史上疏，造谣说钱龙锡曾接受袁崇焕数万两银子的贿赂。这条罪状可是要致人于死地！当年熊廷弼传首九边，其中一条就是熊廷弼贿赂别人，后来事实证明这纯属诬告。崇祯帝闻之大怒，令有关衙门五日内查明。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对群臣，宣布处死袁崇焕，同时谴责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

“内使”牙牌（拓片）

九月初三日，事下中府九卿科道会议，与会者有吏部尚书王永光、户部尚书毕自严、礼部尚书李腾芳、兵部尚书梁廷栋、刑部尚书胡应台、工部尚书曹珙及都察院等60余人。议定结果上疏崇祯帝：“斩帅虽龙锡启其端，而两次书词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意不专在诛戮可知，则杀之自属崇焕过举。至讲款，倡自崇焕，龙锡虽不敢担承，而始则答以在汝边臣酌量为之，继则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讲款。总之，两事皆自为商量，自为行止。龙锡以辅弼大臣，事关疆埸（yì）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