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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其中的意思，便去附近的中山公园“游玩”，在偏僻角落的一堆石块下顺利地取到了克格勃专为她送来的间谍器具，那是“FDⅢ”特工照相机和“K9”窃听器。这两种间谍活动器具都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特务工厂新研制的产品，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间谍器具。“FDⅢ”照相机的体积极小，隐藏在一块普通女式手表里，其性能极佳，可以使用微型胶卷在通常摄影有困难的光线条件下拍摄任何种类的东西，拍摄时没有任何声响。“FDⅢ”伪装得极好，即使是受过训练的海关检查员，也看不出这块手表跟别的手表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拆开来看内部的机件，是不可能发觉这是间谍照相机的。“K9”窃听器的发明权并非克格勃所拥有，最初，大约在1957年，那是东德特务机关所研制的产品。1962年，克格勃的技术专家把这种微型窃听器改进成为一种“电子微型偷听器”，它的直径不到十二毫米，虽然体积极细，却具有高度性能，可以清晰地偷听一间房间里的每一种声音。甚至把它藏在一只挖空的鞋跟里，或者放在家具里，都能照样拾音。几年后，克格勃又将“K9”窃听器的体积缩小，使它的直径只有八毫米，而拾音效果却增强了一倍。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格勃又把“K9”窃听器缩成比大头针略粗一点的体积。改进后的针状窃听器由于超短波辐射波的限度，发射电波的范围只能达到四百米左右。对外谍报局担心在丁公馆附近的接应特工不能在这个范围内收听、录音或者虽然能听但声音不清晰，又给她配备了刚从技术管理局的研究室里制造出来的“K9R”微型接受器，这种接受器只有一支圆珠笔大小，它收取针型拾音器的传播后，能立即自动增强发射，使收听者能在较远的地方收听和录音。

最初，傅索安凭着“Kg”窃听器听到了丁雪猷夫妇在卧室里的谈话中对于她的评价。她了解到丁雪猷对她毫无戒心，并且认为她很勤快，表示如果她不想离开，可以让她长期待在公馆里。而丁雪猷的妻子则担心丈夫被傅索安的姿色所吸引，多次婉转地提醒丈夫注意。傅索安由此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女主人的这一心理进行自己的活动，藉以牵制丁雪锁，后来她果然达到了目的。

丁雪猷虽然是“国防部”的“中将副局长”，但他从来不穿军服，只在他的卧室里挂了一套将军服。平时基本上也不去“国防部”上班，而总是在公馆里看书、用英文写作（他是军事评论家，在美国好几家报刊辟有专栏）或者接待客人。再不，就去美军驻台司令部进行半公半私的聊天，由于他和美国的那种关系，他向来被美军驻台司令部奉为上宾，有时他甚至就住在司令部里，一住就是二三天。

丁雪猷的公事，基本上就在家里办的。丁公馆后院那间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就是丁雪猷的办公室。美军驻台司令部赠送给丁雪猷一个一米高的保险箱，让他用来盛放机密文件。丁雪猷另外还有一个从美国带来的保险箱，放在卧室里，用以存放他们夫妇的私人贵重物品。

傅索安根据上述情况，判断到10月份美国方面通过美军驻台司令部向台湾方面支付“GV计划”所规定的首批技术资料时，极有可能把丁雪猷召往司令部，当面交付。之后，丁雪猷会先把资料带回家里，次日再送往“国防部”。于是，傅索安意识到若要窃取资料，必须掌握书房那口保险箱的钥匙。

最初，傅索安想从丁雪猷那里获取保险箱印模，但观察下来发现难度极大。因为了雪猷从小受的是美国教育，性格中形成了一种讲究认真的成分。他认为保险箱钥匙应当永不离身，所以便专门制作了一根粗粗的金项链，把钥匙挂在上面，寸身不离，即使洗澡也不拿下来。傅索安从窃听器传来的对话中了解到，丁雪猷晚上睡觉时也不把钥匙取下来，只有和妻子过性生活时，才取下放在一边，过后即重新系上。傅索安思来想去，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即以色相勾引对方，伺机获取印模。她想凭自己的容貌，以及在特务学校所学的勾引男性的手段，把这个国民党中将引上床榻还是办得到的，况且必要时还可以使用克格勃特制的春药。问题是在具体实施前必须把丁雪猷的妻子调开，看来此事得依靠接应特工去实施了。

傅索安用密写药水写了一份“计划”，通过接应特工传往莫斯科。对外谍报局对这个方案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傅索安关于技术资料会先拿到丁公馆的推测，但是不同意她所想出的办法。特工专家们认为，傅索安在台湾潜伏，应当不留下任何可能会引起怀疑的蛛丝马迹，以女色勾引了雪猷而获取钥匙印模的办法是一种“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