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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批地都下车之后，我却还在车上呀！

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在公车上打瞌睡，当我睡到有点不耐烦，想起来要看一下车站牌的时候，每次都在相同的那一站。回家的时候，我则很期待前方的一个大立交桥，每次公车到了那里都突然加速，飞快地转个弯，换到另外一个方向的路上，我总是暗中以为公车以后就一直都这么快，产生快要到家的错觉，心里很欣慰。

被掩饰的焦虑：论近古中国个人居所中的大型客厅

在近古中国，有一段时期，人们开始喜欢自己的住所有一个庞大的客厅，在这个庞大的客厅里，人们放置了沙发（足够供十个人同时端坐其上，夜间还可放上被褥，睡下两个成年人）；尺寸和客厅大小呈正比不断递增的娱乐产品电视机（号称有数十频道却每每同时播出同一个剧目，请参考我的另一篇论文《貌似丰富的娱乐——近古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方式研究》）；与沙发电视配搭，必不可少的大型茶几（有时也被称为咖啡桌，请参考我的另一篇论文《虚幻的满足与反叛：近古中国新阶层的兴起》）；还有大型柜子，这些柜子也许被放满了图书，也许放上主人去各地游玩时购买的纪念品或从童年时期开始收到的礼物（它们风格不统一，质地各异，展示起来颇费脑筋，往往还要占去大量空间，有些客厅甚至挂有中国结、灯笼，墙上却张贴“蒙娜丽沙”和“星月夜”的复制品。参考论文同上）。为了照亮这庞大的客厅，需要巨大的窗户增加采光，夜晚自然也需要巨大的顶灯，但过大的窗户却使得人们在客厅中的一切活动都可能被附近的陌生人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人们在窗边悬挂巨大的布，有时这布甚至分为两层，一层呈薄纱状，用于白天，既不妨碍采光，又能遮挡窥探者的视线，另外一层则使用纺织得很密的厚重的布，用于夜晚（请参考我的毕业论文《窗帘的背后是什么：近古中国市民阶层居住密度不断降低的二十年思想文化变迁史》，该论文讲述了首都北京一位普通市民张某二十年来居所变迁的过程，对历次居所内部格局、周边环境、邻居文化程度、张某与邻居关系的变化都做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其中一章从张某窗帘开销的增长入手，论证了近古中国经济发展是如何使得“隐私”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模式的变化、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隔膜等）。

人类那深藏在内心——从远古到现代，从童稚到成年——从未减轻过的对黑暗的恐惧、对光明的渴求，是大型客厅大大促进当时电力照明业发展的原始动力。人们在客厅天花板的正中安置花样繁多的顶灯（它们无一例外需要五个以上的灯泡，同时又令人费解地要在周边加上各种材质的繁复的修饰物来减弱光线），在天花板周边再安上一圈小顶灯，在墙壁四周又加上壁灯，为了控制这些灯，又加上数个开关（这些开关彼此难以分辨，经常被误按，无形之中对其使用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在客厅有可能同时使用这么多的灯，所以人们需要更为节约能源（参考当时十年间的报纸报道，有充分理由相信，大型客厅开始普及之时，能源开始呈现短缺趋势），散热性能更好（旧式灯泡在开启几分钟内就会变得很烫，大量旧式灯泡集中照明，无疑会使客厅温度升高，甚至烤焦天花板，烧坏木质、纸质和布质灯具，引发火灾），寿命更长成本更低（有这么多的灯泡需要更换，是一件麻烦的事，同时也将导致一笔不小的开支），无论从技术和生产上看，都易于普及的灯泡（具备这点优势的灯泡，才会有厂家乐于生产推广，人们在社区便利店才能方便地购买到替换灯泡，而不必为了寻找特殊灯泡跑遍全城。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我的另一篇论文《近古中国节能灯推广史》）。

也许有些人会以为，大型客厅必然伴随着与之相应的其他大型空间，比如大型卧室，不，恰恰相反，近期考古发掘出的平山文化遗址中，有大量在塑料口袋内保存完好的近古中国户型图（这十年来发掘的文化遗址通常都伴随大量塑料口袋，我已在前不久的论文《过度发展的现代化：近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指出，这些文化遗址应该是近古中国的垃圾填埋场，虽然目前针对这一论点还有很多争议，但我在此重申我的观点），这些户型图显示出大型客厅总是配置了小型的房间。卧室里除了放下一张大床、一组衣柜之外，很难再放下其他的东西，于是卧室家具的储物功能被家具商们强调出来：床下可能隐藏着一个大抽屉；衣柜越做越高，恨不能顶到天花板；墙的拐角处放了一个量身打造的三角形电视柜；儿童房中则放了一个双层的床，还有一个尽可能小的书桌，给儿童写作业和画画。书房则往往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