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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会意不可言传，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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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4）

舅外公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每一次从石家庄回北京，必宴请众多的亲朋好友，他带着我们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庄。每上一道菜，他老人家必要先下筷子夹起来尝尝，品评一番，然后再请大家共赏。其间，欢声笑语不断。我那时虽然年幼，但是那种愉快的场面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今天回味起来仍会为之感动。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之后，我的舅外公就从未回过北京，而我有时会默默地想起他。后来听我外公说，啸伯舅外公在“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病魔缠身，最终医治不成，而结束了他苦乐至极的一生。

“文革”以后，啸伯舅外公像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一样，得以平反。人们开始追念他，他生前的演唱录音带、个人传记又频频上市，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已过中年的孙辈人，每当听到和看到这一切时，内心总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以及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感慨。

3母亲教诲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是满族正白旗。我的外公和外婆的祖先都在清朝内务府里做事，任职一品、总督之类的官位。当年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多年的四格格，就是我外婆的九婶婶。

我母亲在大家族的女孩儿中排行第八，所以小名叫八妞。和她同父同母的还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舅和二舅。但不幸的是，我大舅于15岁那年患上肺结核因医治无效而早逝。

从母亲的长相、气质和风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是满族人的后代。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极其文静而又清秀，典雅而又飘逸。她自幼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由北京女二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辅仁大学教育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转入学前教育专业。

母亲自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交部幼儿园工作，相继担任教养员、保教主任、园长等职务，直到她退休为止。数十年如一日地、全力以赴地将其毕生精力倾注在那些活泼可爱的、象征着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身上。她当年的孩子们，现在有许多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母亲退休后，仍旧十分关注幼儿的早期教育。先后参加了北京市玩具协会、自闭症儿童的智力开发，以及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咨询活动，并出版多部有关幼儿教学的论著，成为全国老一代著名的幼儿专家之一。

我自幼虽是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见到母亲的机会并不多。尽管我那时还是她唯一的孩子，母亲终日地忙工作，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顾到我。外交部幼儿园当年在海淀区黄庄一带，那个年代里，一说到海淀区，好像就很遥远了。母亲平日就住在幼儿园的宿舍里，只有到了周日，才回外公家看看我。恐怕正是因为这样，母亲带给我童年的点点滴滴才变得珍贵起来。

记忆中的母亲朴素得很。冬日里，永远是一件藏蓝色的对襟布衣里面罩着一件同色的棉袄。夏天时，又永远是白色的短袖上衣配一条淡色的裙子。母亲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水味，有的只是淡淡的洗发精的清香。她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母亲，感情含蓄而不外露，并不怎么拥抱和亲吻我，亦不多说赞扬的话。

母亲在我身边陪伴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一次我病重住在儿童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很多天。那年我4岁。当我慢慢地一步步地挣扎着从死亡边缘回到母亲的身边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母亲那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很担心我会死去。那时年幼，对生与死的概念含糊不清，不过我却清楚地知道，母亲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幼年时节，母亲对我的教育，样样都是可圈可点的。

记得在我5岁时，几乎是刚刚有了钱的概念的时候起，母亲就送给我一个小小的存钱盒。存钱盒是用房子的样式做成的，清雅而娇嫩的粉色屋顶下，有着乳白色的四壁。房子的正面有两扇形象逼真的窗户，以及一个小巧玲珑的门。屋顶有个小小的烟筒，所有的硬币，1分、2分、5分的钱币，都可以从小烟筒里投进去，等整个房子装满时，轻轻地打开小房子的门，所有的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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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5）

我对这个小房子似的存钱盒，爱不释手。不仅喜欢它外表的那种柔和协调的色彩，更喜欢那牵动人心的盒中物。如果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