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1/4 页)

1941年2月，在欧洲战事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在组织结构上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国家安全总局再一次从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分离出来，改名称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行分成两个部，独立开展工作。但是到了这一年的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又合并在一起。无论是分，还是合，把持这两个特别部门最高领导权的核心人物始终是受到斯大林高度信任的贝利亚。然而，促使这次苏联政治秘密警察系统再次改组的主要原因，除了迫在眉睫的战争以外，以前国家安全总局所管辖的工作过多、过杂也是原因之一。

40年代初，内务人民委员会通过国家安全局对苏联国内的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因为，在这一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政策中，优先进行重点建设的许多大型军事工业、能源工业和矿藏开发大都分布在乌拉尔以东的广大西伯利亚地区，由于这里是俄罗斯历史上传统的流放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每次肃反和清洗运动之后，都有大批犯人被遣送到这里来，从事各种艰苦条件下的工作。对这一大批犯人的看押和管理，从契卡时期起就一直由苏维埃的特设机构负责。然而，到了这个时期，这一部分与秘密情报工作几乎毫不相干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地压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和机构的身上，这不仅大大分散了苏联国家主要秘密情报机构从事主要工作的精力，而且对内与对外、秘密与公开几种重要职能的相互混杂，也触犯了秘密情报工作的大忌。

通往克格勃之路（4）

尽管如此，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秘密情报机关在贝利亚的主持之下依然享有极大的权力，其工作所涉及的领域，早已超过了一般国家同等部门的范围。自1923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来，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与俄罗斯，及至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巩固。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以后，各个以非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及其各地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与苏联中央政府以及俄罗斯之间的裂痕被扩大了，一些苏联版图上的小民族出于从沙皇时期起就对俄罗斯人产生的积怨，对德国人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而且个别地方的少数民族还与德国人建立的傀儡政权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愉快合作”。这种行为自然大大地触怒了斯大林。结果，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被授权对分别生活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卡尔梅克人、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朝鲜人和生活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性迁徙。尽管到后来的苏联“政治解冻”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都陆续迁回了原来的聚居地，但是，这种民族敌视和民族消灭政策推行的结果，使苏联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却再也难以消除，而且愈演愈烈。

为克格勃铺上最后一块砖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之后，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和间谍情报组织的工作重点全部转向了为战争的胜利服务。一开始，这一系列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都交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负责。在战争时期，针对敌人在苏联境内的各种秘密情报和颠覆活动，在贝利亚的支持下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消灭间谍局”，具体负责对内侦察和对外防止外国间谍组织的渗透与颠覆，对外则一方面负责对敌后进行侦察和破坏，另一方面还负责向敌对国家派出间谍搜集情报。由于“消灭间谍局”成立的内部背景和战争时期特殊的要求，这个组织的所有工作自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并且享有着很大的权力。在卫国战争中，“消灭间谍局”在苏联军队各战线和方面军中都设立了派出机构和特派人员，在后方和敌后也活跃着无数为它工作的组织和小分队。

1942年，“消灭间谍局”的职权经过了进一步分离之后，正式交由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领导。这样，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总体指导之下，国家安全总局责成“消灭间谍局”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责：

1、深入敌后，组织当地分散的苏联军队和游击队对德军的指挥、通信、后勤补给等要害设施进行破坏、干扰行动；调查当地在德伪政权中为敌人效力的苏联人，对其中罪恶极大和已经对苏联人民构成危害的适时予以处决；消除当前或战后的隐患，侦察并破坏德军在当地建立的谍报网。

2、在后方严查敌方派遣的间谍和为敌方服务的通敌分子；及时发现敌人空投的伞兵和进行秘密渗透破坏的小股部队；严厉查处逃往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