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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徒制所确立的干中学、学中干的原则，也被大学所吸收。中世纪的大学和以作坊为基础的行会制度都遵循这一个组织原则。师生关系和师徒关系很近似。即使现代西方大学中的许多做法，还是延续这种原则。比如，美国的许多大学，特别强调学生要参与教授所领导的项目。特别是在那些小型本科生学院，学生甚至可以和教授一起做一两年的项目。这已经和学徒非常接近了。最近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还开始了新的课程设计，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外完成与课程相关的实际工作，并以此拿到学分，否则就不能毕业。我作为东亚史的教授，目前正在挖空心思地设计，让那些研究东亚的学生到波士顿附近的学校调查中国、日本移民家庭的教育方法和价值观念。在研究院，研究生也必须当助研、助教，这种身份其实就是学徒。在商学院、法学院，案例研究则是主流。学生必须围绕着解决实际问题来推进自己的学业。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一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取消大学中的系，完全围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课程。中国则正好相反。几年前清华学生在校园里摆摊，竟被学校明令禁止。甚至两年前*还宣布不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给本科生主讲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要求他们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可见中国的博士生在学期间没有机会像美国的博士生那样通过当助教来完成教育学徒过程，乃至毕业后在教学上不能独当一面。

说到此，我们不妨还回到读和写的问题上来。上一节已经讲过，刚进北大中文系时，老师的第一个教训（有的老师自称这是给新生的“第一瓢冷水”），就是让我们“厚积薄发”，意思是先学了知识才有资格写，基础要打扎实，别急着动笔，你们还差得远呢。在这里，学的过程和做的过程被分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你不写能学到东西吗？

这让我想起一个许多年前读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刚刚考取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的研究生。他兴冲冲地到实验室里见导师。导师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他花一上午时间观察鱼缸里的一条鱼，然后把鱼的主要特点写成报告。他没有想到这位大师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他将信将疑地花了20分钟，把该观察的都观察了，也把观察到的一切都写出来了，自己待在那里无所事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上午，把报告交给导师。导师在报告上溜了一眼，很不满意地说：“就这些吗？”然后随手指出几个他漏掉的特征。他回去和鱼一对，果然如此。于是，第二天还要继续观察。这次他学乖了，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可是，再交卷时，导师又点出许多漏掉的东西。他第三次回去反复观察，索性花几天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最好的观察方法就是画。只要照着鱼动手一画，鱼身上许多原来视而不见的东西就突出了出来。他正是这样过了第一关。

其实，他的“画”，就等于我们的“写”。我在耶鲁读书时，写读书报告成了家常便饭。每动手一写，就要先回去把已经完成的阅读再消化一遍，发现本来以为读懂的其实没有懂，或者说阅读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仅如此，我几乎马上就要顺藤摸瓜地找许多额外的书和文献来做一番深入研究，才能把有关问题吃透。讲“厚积薄发”的老师也许会说：“你不读可怎么写？”我则要问：“你不写怎么读？怎么发现问题？”现在我在大学教书，在课堂上反复要求学生作口头报告、参加讨论。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我每每告诉他们：“不要觉得自己读懂了。懂不懂，要看你能否用自己的话简单扼要地把读到的内容讲出来，要看你是否能够回答有关问题。”事实上，许多自以为懂的学生确实讲不出来。有的讲出几句，我根据书上的内容问几个问题，马上就哑了。光是读怎么可以呢？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7）

写期末论文、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参与讨论，这些和手工艺作坊里的动手是一个道理。你必须通过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来学习。比如我讲中世纪经济史时，给学生们留的作业就是在那个时代找工作。比如佛罗伦萨的大商业公司，经营着重要的银行业，在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分支，每个岗位对雇员都有具体的要求。你把一个岗位的功能理解清楚，想明白自己需要具有什么素质才能胜任，这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公司的运营有通观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不可能简单地把书上的内容复述一下了事。这种通过“动手”而完成的阅读，和我们传统的阅读完全是两码事。还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两句诗。我实在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能不进行任何解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