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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国卖出的第一台移动手机来自NEC，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徐峰成为第一位消费者，号码是吉利的901088。这个需要用一辆丰田农夫车的价格才能换来的“砖头”机，价值为2万元人民币，很长时间里是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象征。所以，时间长了，人们将“砖头”机叫做“大哥大”。这实在是一个贴切的名字，属于躁动的暴发年代，对财富的追求和炫耀达到鼎盛的年代，两手七八个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做得更出色的温州人。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人们，就用这样原始的方式表达着对财富的炫耀，这其中不乏虚荣心的作祟。“露富”的范围不断扩展，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发展在中国的渗透力。吃上了肯德基，知道了E…mail，用上了“大哥大”，但其实中国人的生活离世界依然很远。加湿器这样陌生的“玩意”，也只有有海归背景的人才会发现它的市场。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何鲁敏创业的领域比较冷门：加湿器。这个产业在国外叫GDP行业。它的市场容量和人均GDP呈正比例关系，一般人均GDP在4000…5000美元的时候，行业才会出现比较大的增长。在人均GDP才290美元的中国，知识分子何鲁敏似乎起步之初就选错了方向。

何鲁敏出生于保加利亚，5岁随父母回到北京。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上山下乡”的号召，把上初中的何鲁敏送到山西一个偏远的村庄。插队5年，他自修了高等数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甚至通篇研读《资本论》。

顽强的姿态帮助他考入清华大学，后公派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何鲁敏在一家名为“理研钢机”的企业研修。这家企业老板透露，他之所以能够赚钱，是因为把事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捆到一起，坐上了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升降机。全世界，还有两座这样的升降机，其中一个是中国。因此，1987年初，何鲁敏谢绝日方高薪挽留，带着9箱技术资料回到中国建筑研究院。

何鲁敏所在的研究院里同一批留学归来的还有两人，一个学建材，另一个搞塑料门窗研究。3人志气相投，都想做一番事业。再加之一个从湖南进京发展的青年发明家，四人合伙办企业。但何鲁敏谈起他的创业理由，多少有些哭笑不得，“纯粹的技术人员办企业，也纯粹是偶然。那时候办企业是赌气，因为我念这么多年的书，一个月只挣62块钱，还不如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

在创业前辈指点下，何鲁敏给东城区科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给予支持。经东城区科委协调，为他们在鼓楼附近找了一个面积100平方米的仓库，大门正对着钟楼。因为天安门是首都象征，鼓楼在北京的文物古迹中是仅次于天安门的建筑，因此何鲁敏把企业取名为“亚都”——“北京亚都建筑设备研究所”。　。。

1987：拉开狂欢的序幕（5）

注册资金是以年息25％，向安定门街道联社借来的5万。因此，企业性质定性为“集体企业”。那几年，“挂羊头（打着集体头衔）”的企业在中关村大行其道，何鲁敏顺理成章照搬操作，不料此举给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因为场地小，亚都主要负责研究，然后转让技术。4人各干各的，在企业内部分别列账，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一个“个体户”联盟。在其中，何鲁敏从中国台湾引进1500台加湿器散件，组装成亚都加湿器。而那时，中国大陆还没有民用加湿器。三年后亚都分裂，青年发明家改行做矿泉壶，做塑料门窗的研究员远赴山东创办塑钢门窗企业，学建材的研究员出国，剩何鲁敏一人“孤苦伶仃”。

当年从事“高科技”的除了知识分子何鲁敏，还有高级工程师黄鸣和技术革新能手郭立文。他俩一个研究太阳能热水器，一个做磁化产品，可谓是“比翼齐飞”。但两人彼此依据的逻辑泾渭分明：一个精耕细作，一个激进冒失；一个立场端正，一个动机不纯。因而，结果也是南辕北辙。

曾经的黄鸣有过许多理想，科学家、教授和写小说、造军舰，没有一样与商业有关。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德州原地矿部石油钻井研究所工作，因负责的科研项目多次获部级奖励，被称为“石油专家”。

1987年，黄鸣在图书馆看到美国学者贝克曼的《太阳能热力过程》。这本被称作“太阳能产业圣经”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