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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宽仁之说大不以为然。刘伯温满腹经纶，精通天文地理，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角逐中，他是最得力的谋士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与朱元璋的关系，犹如张良之与刘邦、诸葛亮之与刘备。显然这一次谈话，刘基的回答“不称上意”。朱元璋农民出身，几乎是文盲，后来，在打天下与治天下的过程中，虽然学到不少东西，但他的经验多于知识。尽管他常常表现出思贤若渴的态度，但骨子深处对读书人始终抱有戒心。

客观地讲，刘伯温说出“宽仁”二字，只是点出题目，下面只要朱元璋问他一句“如何实施宽仁”，相信刘伯温一定会有一篇对症下药的宏论。但朱元璋并没有问他，而是噼里啪啦自己讲了一通，捎带着还把这位谋士讥讽了一句“舍此而言宽仁，是徒有其名”。

在中国的古代，君臣晤对，是产生治国方略行政智能的最好方法之一。皇帝与大臣，既相生，又相克。相生之时，则君臣融洽，国泰民安。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一部《贞观政要》记述甚详。若君臣相克，则天怒人怨。嬖幸之徒趁机以谗言获宠，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当然也有一种皇帝，对臣子非常“尊重”，常常不耻下问。如汉文帝把贾谊请来彻夜长谈，结果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种皇帝，徒落笑柄而已。

检点明朝典籍，不难看出，朱元璋虽然经常与大臣晤对，但讨见识听意见的时候极少，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发表宏论，臣下惟有诺诺而已。

不过，仔细研究朱元璋的一些宏论，还得承认，这个皇帝心里头始终还是装着老百姓的，上面引述的他与刘伯温的晤对，他不问青红皂白把刘伯温揶揄一通固然不对，但他对于“宽仁”的引申，倒真是颇有见地。他认为宽仁过于空落，是读书人的酸语。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是实惠。

我曾经说过，政治是一门艺术，要想做好它，不但要有激情，更要有想象力。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以及邓小平倡导的“一国两制”，都是改革中政治想象力的典范。朱元璋缺乏想象力，可举一例。曾有大臣向他建议像前朝那样，给江西龙虎山的张道人“天师”称号，朱元璋斥道：“天至高无上，怎么可能还有老师？”

纵观明朝的一些国策，朱元璋少有创见。他开创的大明王朝，说得准确一点，只是“开”而非“创”。我们说一个帝王应有雄才大略，这是统而言之。若分开来说，则开国应有雄才，创业则需要大略。朱元璋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立国之初，他不遗余力推行制度建设，也只是恢复帝国的秩序而非给新的王朝注入新意。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希望他的国家稳定而富裕，士农工商各有所务，田野多农夫而城市少流民；每一个臣民都充满至高无上的道德感，都必须心存敬畏。

朱元璋是道德治国的极力推行者，在他看来，所谓道德，最紧要的两个字是忠与孝。张居正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这位大明王朝最为卓著的政治家，虽然比朱元璋晚生了两百多年，但他对这位开国皇帝的思想，可谓体会至深。今天，我们参观那些江南的古村落，经常看到门楣上书有“耕读传家”四个字。毫无疑问，这里浸润着明代的遗风。忠臣与孝子，儒士与农夫，在明代大受推崇。

朱元璋嘲讽刘伯温（2）

今天，我们常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是西方的观点。尽管在其衍变过程中增加了不少人文的内容，但其发端仍是经济学上的考量。而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却是依靠忠臣孝子与儒士农夫作为中坚力量来稳定社会的。这四种人非但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贫富之间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有着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这在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朱明王朝，每一个人都必须像圣贤那样，强迫自己建立起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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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始终厌恶商人，关注农民

让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朱元璋在山川坛祈雨，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他的第一关注点。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更因为帝国的子民，百分之九十都住在乡间。农业稳则农民稳，农民稳则天下稳。一个统治者并不需要强大的想象力，就能对这一国运作出判断。由于出身与知识的双重局限，朱元璋厌恶商人，同时对流民亦抱有高度的警惕。他自己就当过流民，他认为流民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而流民十之###都是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生性懒惰，大部分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背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