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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控制得不好，鼠疫足以成为毁邦灭国的力量。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东三省总督锡良哀声长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

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伍连德发现了比欧洲黑死病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

可是伍连德找出了鼠疫的原因，却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日本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徒弟的嘲讽。

各国领事也不接受当时伍连德的观点。面对这些抵触，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而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也在这些抵触中悄然溜走。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

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因为与伍连德观点不同，在伍连德说出自己观点时，甚至勃然大怒。

迈斯尼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俄国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

1911年，1月8日，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临死前，迈斯尼嘴边流出紫红血丝，对站在病床旁边的伍连德断断续续地道：“伍博士，你，你，是正，正确的。”这句话说完，来到疫区仅仅十余天的迈斯尼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管迈斯尼是否与伍连德意见不合，但终究是为了抗争这结灾难而献身的牺牲者。历史上的今天，我们应该给予其应有的敬意。

自迈斯尼死后，所有的外国鼠疫专家都束手无策之下，伍连德的观点开始被人接受。原来抵触的人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可是此时的疫情的传播速度却已经有些超出控制。

伍连德指挥，傅家甸划分成四个严格隔离的小区，每区由一位高级医生主管，配备足够的助理和警察，逐日挨户检查，发现疑似病例马上送防疫医院。官方支持下，他还从长春调来1160名官兵并培训了600名警察，严控疫区人员出入。“隔绝交通”建议，清廷和日俄也一一照办。1月13日，山海关设卡严防。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5日，陆军部派军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21日，京津火车停开。

1月30日，除夕。傅家甸不闻烟花爆竹，静如死水。防疫总部内，伍连德正写呈北京的每日汇报，表情凝重。“死亡183，”他反复叨念，毛骨悚然，疫情毫无缓解，死亡人数不减。更可怕的是，防疫人员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