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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誓死不去“72”、“86”集中营，坚决要求将我们单独关押，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战俘大队。

我随即将它译成英文。中午那位黑人士兵送饭时，我请他替我将信转交给他的上司。他把那封书写工整的英文信正过来倒过去地看了看，吹了声表示欣赏的口哨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一个空白的军用信封悄悄地进来对我说：“你们的信我已送交司令部头头了。你真棒，写得一手好看的英文字，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呢？”

我笑笑说：“你不怕我在信上进行赤色宣传吗？”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怕，相信你也不会那么做。”

“那你怎么酬谢我呢？”

“我给你一盒烟，行吗？”

我本想答应，又觉不妥，便说：“你知道，你们给的饭太少了，大家老是肚子饿得咕咕响，你能偷着多给我们送些饭菜就好了！”

“这并不难，我把饭压紧些就行了！”他高兴地比着手势说。

于是，我根据他的叙述写了一封给他在加里福尼亚的老母亲的平安家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我在信的最后写上：“去年圣诞节没能回国，今年圣诞节回国的希望又不大了，请老母亲和我一起祈求上帝保佑，让战争早日结束吧！”

从那以后，他送给我们的饭菜果然多了些。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管理当局的答复，一连几天毫无音信。我向警卫要求面见宪兵司令官，他回来说：“司令官让你们等候巨挤岛战俘总管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决定。”我们听了，只好一方面做好充分准备，防止敌人把我们分散开送往“72”、“86”，一方面耐心地等待。

在那些前途未卜的日子里，大家十分不安。党支部决定分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的那些四川同乡，从成都、重庆参军的小青年们，包括几位从国民党95军起义合编过来的难友，思想比较单纯，也不大动脑筋。“反正有党支部领着大家干呢！”一闲下来就缠着我讲故事。我们就披上破军毯，围坐在帐篷里，从文天祥蒙难讲到苏武牧羊，从《鲁宾逊飘流记》讲到《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巨济岛上已很冷，当帐篷外海风夹带雨丝呼啸而过，大家更觉寒气逼人，于是就更紧地挤靠在一起。这时，大家静静地听着外面北风怒吼，感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这寒风中冻死的……

后来，几个青年团员要求听革命故事，我就讲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讲我1948年到解放区，正好遇上八一建军节，我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接见的情形；讲我又从解放区回四川搞学运、农运、匪运，和在邛崃山区打游击的故事。

尽管当时我也才22岁，但每当我看见在这些小兄弟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绽出笑容时，看见那些尚带天真稚气的眼睛里闪耀出向往真理、向往自由、向往祖国的光彩时，就又高兴又心痛！

誓死不进72集中营

到了11月初，眼看一个月的拘留期限快到了，我们紧张起来。党支部研究决定，为了再次表示我们不去“72”、“86”的决心，我们再一次向管理当局和菲茨泽拉尔特上校递交一封态度坚决的英文信。信中表示：如果管理当局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回国志愿，一定要强迫我们去“72”、“86”，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我们到时候将不得不被迫和押送的美军以死相拼！

在送交这封信之前，我把信的大意给全体难友讲了，并请大家在信上签字按了血手印。党支部还决定：一旦美军来押送我们离开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紧紧扣在一起。到了“86”或“72”大门口，大家就抱成团围坐一起，敌人真要上来强拉硬拽，那就奋起夺枪和敌人拼了。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拥护支部决定。曹明组织大家反复进行了行军编队和夺枪搏斗演习。王刚、岳大洪、陈昆、陈其武等原弟兄会的领导表现了出色的格斗本领。

11月10日，就在我们拘留期满一个月的那天一早，大约2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来到小铁丝网门口，一个少尉打开门叫我们列队出去。

我们几个领导人互相看了看，紧紧地握了握手。曹明下令按预先安排好的小组排成四列纵队，比较身强力壮的难友都排在两旁保护体弱和有伤的难友。站在最前面的是王刚、岳大洪、陈昆和陈其武。

我和曹明带着队伍走上公路。押送我们的美军如临大敌，手中的卡宾枪全都上了刺刀，看着这个阵势，我们知道将有一场恶仗等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大家，每个战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