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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宽《盐铁论·利议第二十七》）那一套。

居正当国以后，他底主张是富国强兵。要强兵便先要富国。富国不外是开源、节流。在这两方面，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开源，在考成法以外，当然还有节流。

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四百余万两。（见奏疏一《请停取银两疏》）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预算。当时没有屋上架屋的构机，也谈不到亲戚故旧的汲引，所以要节流便不仅是裁减“骈枝机关”、“闲散人员”。隆庆年间的节流是从皇帝和国防入手。这是大处著墨的方法。所以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索银三十万两，内阁便把岁入、岁出的状况奏明，请求停取银两，其结果穆宗只是说：

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附前疏）

这时的内阁大臣，真是负责任的大臣，穆宗底态度，有一些惫赖，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在节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较”。神宗开馆纂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循旧例赐宴。他说：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岂敢为此饮食宴乐之事，非唯于礼有不可，于心亦实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费，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奏疏二《辞免筵宴疏》）

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讲的时候，请求次年正月早开日讲，不必设宴，并免元夕灯火。神宗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说：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禄寺春节的供应又省去七百余金。万历元年十月，居正进讲，言及宋仁宗不爱珠饰。

“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神宗说。

“是呀，”居正再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

“皇上说到这一点，真是社稷苍生底福泽。”居正切实感到少年皇帝底“圣明”，同时也替户部宽心。他知道岁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这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上疏请买金珠，奏疏发交内阁，居正看到以后，立即封还，切实给他一个否认。

居正底对付鞑靼，也随时考量到国家的财政问题。宣大边外，俺答底问题解决了。隆庆五、六两年的抚赏，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己百余万，居正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经说起：“今所与虏者，国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获兹如此，若公与仆所为国谋者，忠乎否耶！”（书牍四《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他真有些自负。但是他对于蓟辽，又是一种感想。蓟辽边外的“属夷”请求加赏，他认为不值得。他说：

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蓟门事体，与他镇不同，仆日夜念之，未尝少释。凡有所求，所司未尝不频顣而语，屈意而从也。仆亦坐是，往往见恶于人，若仆有所私庇于蓟者。然司农所藏，委为国乏，固亦无怪其频顣也。幸仆今谬司国柄，俟边警少暇，望公与镇、巡诸君，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若但拆东补西，支持目前，费日增而无已，兵复弱而莫支，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恐仆与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书牍四《答刘总督》）

应当节省的钱都节省了：光禄寺采办的钱，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万，现在只用十三四万，节约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底御厨。但是节流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方面还是开源。考成法实行了，开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场。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底目标是督促一切政务底进行。但是在财政方面，考成法底成绩最显著。居正说过；“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书牍七《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这一句揭开居正底怀抱。

“不加赋而上用足”和桑弘羊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似乎神秘，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弘羊底武器是平准法，他打倒当时的富商大贾，把一切囤积居奇底利益，收归国有，这样应付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困难。居正底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实收粮赋，停止减免；这样便可以摧残当时的一部分大地主，维持国家底岁收。

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的税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