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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做什么，怎么做是他的权力。也许在明神宗的心里只有个人的喜、怒、哀、乐，却丝毫也没有江山社稷的影子，用这样的人来做一个强大国家的领导者，简直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皇帝比比皆是，只因为他是皇室的长子，不管他愿不愿意，即使是昏庸无道、丧尽廉耻也能合法地坐在国家权力的顶峰。明王朝的灭亡是从他开始注定的，中华民族的数百年耻辱由他所铸就，却要别人为他承担后果，“愿世代不生于帝王家”。然而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朱由检却能感觉到他沉默中强抑的痛楚，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却不能决定自己的继承人，食言而肥，每天只能用一种内疚的心情面对爱妃郑氏责难的眼光，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无奈，肝肠寸断却无人诉说。

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时间不晚于西欧各国。明初国富力强，中期以后更是重现汉唐声威，国民总产占世界50％以上，科技发达，火器犀利，远非西方可比。明朝永乐年间，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为了消灭侄子建文帝残存势力、扩张疆域，掠夺海外资源，或者还要为找到一条进攻蒙古残余势力帖木尔帝国的海路，派遣宦官郑和，率浩大的舰队，七下西洋。在扩大海外贸易的同时，独占原泰王朝治理下的满剌加（今马来西亚全境），大破锡兰（今斯里兰卡）军队，俘虏其国王，势力遍布南洋各国。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在大陆上经营发展起来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那种忍为上，随遇而安反对经商的思想严重限制了对海外的扩张。明仁宗即位后，仅仅因为一次小小的雷击大殿偶发事件，群臣上书认为是天示不祥，马上终止了航海活动，大批用于远洋的木制宝船停靠在船坞码头，年复一年任由风吹雨打，直到腐烂沉没。与此同时，西欧列强，以英夷为代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大航海时代展开为标志，远航四大洋，开始夺取海外殖民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扩张历程。近代中国由于几个人和治国思想体系的过错，让整个国家和民族险陷于万劫不复境界，却只能听到千百年后现代人暗地里的一声叹息。

万历二十八年，朝廷众大臣利用皇长子朱常洛年将二十，已经成人，应该择日婚配为理由，提请明神宗按定例先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再行皇太子加冠成年、婚配各种礼节。然而神宗采取对提议一概不理不睬的态度，却私自与郑贵妃立定誓约，一定要将皇位传给他们的孩子二皇子朱常洵。消息传出，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皇长子朱常络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没了主意，只好利用左光斗和杨涟两内阁都御使大臣的威望，联合所有官员一齐反对，才将这件事拖了下来。万历三十六年，左光斗先生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买通郑贵妃最亲近丫鬟，偷出神宗交给她保管的立约锦盒，将里面的誓书用蠹鱼蛀得七洞八穿，刚好把常洵二字，啮咬得一笔不留，然后再悄悄地放回原位。其后第二年，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由内阁大臣沈一贯奏请，再次力陈册储冠婚，事在必行。朝堂上群情汹涌激昂，议论纷纷，言官揭贴雪片一样飞到皇帝客案头，明神宗弹压不住。郑氏知道情况不妙，等神宗一退朝就携带锦盒向他哭诉，神宗取过玉盒，摩挲一回，叹息声中揭去封记，打开盒子观看。但见以前的御赐誓书已然两样，常洵二字无影无踪，不禁悚然说道：“天命有归，朕也不能违天了。”遂在第二日早朝下旨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陆续封各子常洵为福王等诸王，即日诏告天下。于万历三十七年十月望日，行立储礼。明祖制，藩王成年必须迁到封地，不得参与地方军务，做一个安份守已的王爷。福王也将择日前往藩属地洛阳，朱常洛总算坐稳了太子位。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之间，朱由检已经十一岁了。父亲朱常洛每天忙天学习处理政务，交好各位大臣。他们兄弟俩母亲已经早早过世，便把他交给已经失庞的李选待照看，很少再过问他的生活。李选待没有生养，为人和善，这些年由于年老色衰，恩庞已绝，便收起心思，一心一意地照顾起兄弟两个，待乖巧的由检更是如同已出。

从他个人的角度看，父亲是一个慈爱而懦弱的人。由于承平日久，也象大部份王孙贵族一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的身体早已被夜夜笙歌和美女淘空了，他的才智学识也很一般，不足为这万里江山，亿万黎民的主宰。如果没有杨涟、左光斗这些才智之士的愚忠与全力辅佐，他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同样环顾诸王子，哪一个都是这样不成器。只是因为他是皇长子，自古以来长幼有序，皇位非他莫属。而在朱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