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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下一看，立即目瞪口呆；另一个见状，惊问：“什么事？”

“警……警察……”

大家一听，即时愣祝这时，门打得更急了。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明文禁赌。公安局的警察则是扯起大元帅的这面旗子来当捞钱的手段。马路上，横街里，番摊馆、麻将馆多的是，不过你没给钱，警察也会来个“公事公办”，严格执法。于是其中一个小喽罗便低叫一声：“把牌收起来！”一边就向楼下叫：“谁？”

“查户口的！快开门！”李海昌分明已有点不耐烦了。

当年警察夜晚来查户口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过小喽罗还是嘴中唠叨了一句：“这是祠堂产业，有什么好查？”边说边下楼开门。

门一开，“长官”两个字还未叫出，一支枪管就已抵住他的胸口：“不准出声！”几个警员立即提着枪往楼上冲。小喽罗们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自然也没有抵抗，便乖乖被擒。

接着就是翻天覆地的搜查，最后搜出长短枪各十支、子弹三箱，可惜再无别的值钱的东西，这令李海昌等人心中暗暗失望，禁不住就把气发在这四个小喽罗身上，叫他们十分冤枉地多挨了几脚。

神探姜雄这次侦破旧案，并把匪帮一网打尽，再次名动省城。但这次姜雄没有像上次“侦破金铺劫案”那样公开接受记者的采访，因而让老记们发挥出了更丰富的想象力，把他吹得更为神乎其神。姜雄任由人家说，也不出来更正。柴副局长在庆功会上赞扬他“屡破奇案，有功不居”，是“罪犯克星，警界楷模”，并破例颁发了三百个大洋的奖金。柴大人为何对自己如此褒奖并如此慷慨，只有姜雄自己心知肚明。当然他只在心中微笑，并不哼声。

这件“结党立帮，偷呃骗抢，私藏军械，开枪拒捕，扰乱治安，阴谋作乱”并死了人的大案审理了一个月，终于结案。顾而扬的门徒见师父已死，便把所有罪行都裁到顾而扬身上，最后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五至七年。钟宁与安春收因检举同案犯，有“立功表现”，判入狱一年。张平忆等几个门徒在枪战中受了伤，狱里生活环境恶劣，医疗条件甚差，有两个最后虽逃出生天，但落得了终身残废，而张与另一个则病死狱中。

这伙青帮徒众在省城就这样“全军覆没”，一股极可能会形成的恶势力也因此而烟消云散。这些人在刑满释放后大部逃回上海老家。据说只有华平平出狱后跟在狱中时倾慕她的一个狱卒结了婚，并留在省城，日后回首往事，唏嘘不已。后来还有一伙青帮人马想在香港开山立堂。那是在五十年代初，长江下游及上海周围的资本家、官僚、地主、恶霸、流氓地痞等各式人物，除部分撤到台湾外，大都蜂拥去港，其中就有不少青帮人物。当时的香港充满殖民地色彩，跟旧上海差不多，这类人便又以为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当年有个叫李裁法的人物据说是与杜月笙是同辈份的，在香港北角开了个娱乐场，还搞过香港战后的第一届“选美”，并把由鸦片提炼成吗啡砖的技术带到香港，明里经营娱乐事业，暗里进行制毒贩毒，金钱充足，就想在港重建青帮，纠合了十多个旧上海“白相人”，妄图“开坛传道”。

当时杜月笙也在香港，蛰居在九龙尖沙咀，但他树大招风，被香港政府严密注视，且加年事已高，已没有了在上海时的所谓雄心壮志，便由这个尚在壮年的李法裁兴风作浪。

1951年初，李准备在跑马地某大宅举行“开坛盛典”，且从台湾请回两位“大”字辈的“师叔”，作为开坛时的贵宾，还在当时香港中环最大的一家酒楼订下了百桌华筵，准备大肆庆祝。岂料就在开坛前的几个小时，突然接到香港警方通知：取消一切活动。这伙人百思无策，只得服从，这“大开香堂”也就胎死腹中。事后，这伙人改变手法，在港九两地四出“传道”，但广东人对“青帮”既陌生也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发展。不久，这伙人在李郑村木屋区跟当地洪门堂口发生了一场流血大战，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这些已是后话，不是本小说所讲的故事了。

言归正传。当年省城青帮覆灭，死的死，伤的伤，入狱的入狱；而那帮流氓地痞和猛虎堂的人，有案底的，被判了二至五年徒刑不等，没有案底的，多被判三几个月的劳教，随后释放。这伙无业流民回到社会，更没有人愿意请他们做工，生活无着，于是除外逃他乡的外，大都加入了当时已在原来猛虎堂的地盘上确立了势力的广龙堂，依仗比以前猛虎堂更为强大的恶势力，继续在社会上为非作歹。

全案审结后的一个礼拜，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