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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向。考生在考前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资格考试是口试，考官可以问任何问题，而且此项考试只有一次机会，如不能通过就要退出项目。　由于我们专业三位教授的突然离开，我的博士资格考试一直延迟到了第二学年才举行。考试委员会由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主持，其他成员包括崔、克拉里、珂勒、科兰多夫几位教授。　考试定在3月15日上午10点。这是秘书安排的，她选了一个大家都没有课的空档时间，再以系主任名义给相关人员发了备忘录，通知了考试的安排。　在众考官中，崔教授最难以预测。我先去见他，他刚收到会议通知，脸色很不好。他动怒了，因为没有事先征得他同意，因为他是教授，不是大兵，不是来听人发号施令的。即使有所安排，也要先商量。他即刻给巴考斯基主任回了以下的备忘录。

巴考斯基主任：　你所定的刘先生的博士资格考试时间对我不合适，因为这正是我坐办公室的时间。希望你再重新确定时间，并一定要在事前问过我。

崔

如此小事，他却反应如此强烈，有些过分了。那一刻，我怕他会推行连坐制度，殃及无辜，对我的考试不利，急着去找了系主任汇报。结果还是巴考斯基教授去崔的办公室，向他当面表示歉意，才算没事。博士资格考试还是按期举行，一切都顺利，因为我已准备很充分了。通过了考试后，我就是正式的博士候选人了。 韩国同学李始勋的博士资格考试就更多了一些意外。他的第二专业是金融，所以在考官席上还坐着个金融教授。在考试时，金融教授问道：“公司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现代财务学最基础的问题，看得出来他并不想为难学生。　“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最大化。”始勋自信地回答。这是标准答案，教授赞许地点了下头。　崔教授却不以为然，插嘴说：“公司目标怎可能只是股票价格最大化呢？那是财务学的观点，太简单化了，是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他的评论是冲着始勋来的，却把那财务教授给惹恼了：“为什么不实际？现代财务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是以数据说话的实证科学。”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研究专著来支持其观点。　崔教授的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红：“一个公司的经营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等整个过程，它们的目标怎能笼统地概括为股票价格最大化呢？”他争辩说。

那个金融教授也毫不相让，以财务学严谨的逻辑进行反击。这两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就针尖对麦芒地干了起来……　始勋擦了下冷汗，稍稍松口气，观起战来。渐渐地，那个财务教授开始占上风了，他以雄辩把崔教授的势头压了下去。那倒也不见得是他真理在手，他是正宗美国人，在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上占了优势。　最后，巴考斯基教授不得不介入了：“我建议两位教授可以在会后进一步探讨，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让博士考生多一些机会表达意见。”这才结束了这场口水战。　有了那场激烈的辩论，考试也就草草地收场了。始勋后来笑着告诉我，他不仅是幸灾乐祸，而且感到幸运。因为他的太太那几天刚生了小孩，他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站在考场里，心里发虚。可由于那场冲突，他蒙混过关了。　——这场争端由崔教授挑起，也是他的错。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和局限性。所以，跨专业的学术讨论是很难进行的。当财务教授提出了财务专业的问题，始勋就要从那学科的角度来回答。可是，崔教授却从他领域的角度来评价另一个领域的研究，这是不妥的，也显示了他的固执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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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却无济于事

前面提到，我修崔教授第一门课时，徐宁在投诉他，他有压力，为要拉拢我，对我也就没有太为难，那门课给了我B的成绩。

这低于我的目标，但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成绩，我就够满意了。　在徐宁离开后，她投诉案的调查也就中止了。天下似乎是太平了，崔教授逐渐地也就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修完了基础课程后，开始上他的专业课。在接触过程中，他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过去徐宁对他的许多指控，那时听起来难以置信，却身临其境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上他一门国际管理课，那是MBA硕士课程。他说我是博士生，除了要与全班一起参加考试外，还要再写一篇学期报告。这也是合理的。可美国教授一般对学生的学期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但崔教授却规定要先有一个课题大纲（Topic　Proposal），而且要在大纲得到批准后才能正式写这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