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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每日里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在各兵站之间，都干的什么活儿来？”

“盘点大军物资。”家父说罢，登时会意地苦笑起来，道，“我明白了！所谓‘暗度陈仓’，便是趁我盘点过后，贴上总监部查验封条，你们再伺机从隔邻鱼市场仓库破壁而入，将军需品卸下，换装黄金，再贴回封条——且慢，我是在那年五月十六日请了个长假，开始列表做账的，之前三天，我到过军港码头仓库——”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接道，“正是四九年五月十三号夜里，二十万两黄金封箱上车。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可谁知道老弟你既在军职、又是庵清光棍，还偏偏刚缴了个盘点军品的差，舰上司令官立刻派人从装船物资查起，阴错阳差地查到了‘老头子’密令交运的黄金。这才循‘保’字号儿系统往上报，得知是‘上元专案’，保密区分列为极密——”

“司令官是问起过‘上元专案’。”

“黄金安全运到青岛鱼市场仓库的日子是二月十二号，也是上元节，才因之而命名的。”李绶武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皱起眉头，道，“至于那司令官之所以会盘问，恐怕正是上头的意思——不盘清问明，如何在一千五百多个老漕帮和洪英光棍之间找出负责‘上元专案’的事主来，再杀之灭口呢？话说回来，万老爷子处心积虑、算尽机关，早就提防着会有这一手，是以才假借‘新社会’忠贞干部、眷属名义向‘保’字号儿请领了七八百张通行凭证，为的还不就是要鱼目混珠，保住那位‘帮朋’的一条性命么？那毛庆祥欠万老爷子一份恩情，不得不遵嘱发出。可又诚如你老弟所言，怕这拨人上了船闹哗变；便索性又同哥老会方面联络，请他们鸠集北地洪英，随舰南行，假称赴海南岛助战，实则只是防范老漕帮光棍劫船——”

“据我所知，北地洪英原本不多，怎么也能凑上七八百口人呢？”

“‘保’字号儿只管发足一定数量的凭证，哪里顾得来谁是光棍？谁是空子？其实同老漕帮这边的情形是一样的——引伴呼朋、携家带眷，大伙儿都以为只有舰上官兵要去海南岛打仗，他们则只是搭个便船往上海、厦门逃难罢了。其中最冤的大概就是哥老会会首洪达展本人了——他在青岛有个外室，眼看怀胎足月，就要临盆，这才专程搭机北来探视，正好接下了这趟差事。原想凭他的威望，途中只消知会舰长一声，便能在上海靠泊，殊不料五月二十七号上海就失陷了。依我说，这一番因缘际会，倒让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物就此有家归不得了。”

“羁旅在外倒不算什么。试想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多了重光棍身份而引起盘查，也不至于害那‘帮朋’枉送一条性命——”

“老弟！”李绶武回眸深深凝视了家父一回，道，“你如此灰心失志，岂不太辜负我荐你往史编局作一番‘学问’的心意了吗？”

41　回到寂寞的书房里

对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异处的那位“欧阳昆仑”只不过是个过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离奇得像是只会出现在那种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现实里，“欧阳昆仑”既是帮助家父、家母得以逃离中国大陆、避祸来台的恩人，也是辗转受家父的双重身份牵累而枉送性命的牺牲。在抵台后最初的几年流徙岁月中，家父只能透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的手段来过生活。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乡醵资在台中第二市场外开了一爿小杂货铺，埋首于秤斤计两、锱铢必较的商贩生涯。可是他的同乡合伙人太喜欢齐聚一堂、重温当年在山东老家的种种情景，仿佛只有凭借着不断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还在继续生活着；也只有互相描述、争辩着故乡人事景物，甚至为之涂抹上其实彼此都无法详加印证的独特色彩或丰富细节，才算（在精神深处）保有了故乡的一切。这种谈话使家父逐渐无法承受，他总在即将有人问起“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跟着哪一个部队来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类问题的时候借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洞——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从青岛登舰开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泻不已为止，其间的一切都凭空消失。当不再能够和同乡们不断地交换记忆以相互慰藉之际，家父的恐惧、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发深陷成一种顽固不可消解的信仰，在意识或思维的核心，他笃定地认为：正是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使得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人受难吃苦。

几乎是以一种不告而别的潜逃方式，趁着某个借中秋节而举办的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