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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痛处。也许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真实性，他大声强调说：

“那时天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

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彼此倒也十分坦诚。

根据哈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耐德尔上士———即前文日本侦探锭者曾经找过的那位美国士兵。

两人见面是在一个晚上，窗外有星星，还有一轮似圆非圆的月亮，整个关岛沉浸在战后的寂静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许许多多有关生生死死的事情。这位在北海道历尽苦难总算幸运地活下来的美国海军上士，在接到医院有关部门通知后１０分钟，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首先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拐杖，顺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里却吝啬得没吐一个字，表情也显得出奇地平静。

中校直截了当，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认真听着，还是一言不发。当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上士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上士这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诗作，又像是一个老到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总之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他好像已经在关押期间打了５年的腹稿：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上午十点钟，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至于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因为在这之前许多美国驻北平机构都在忙着向外抢运东西，陆战队兵营也有大批物资开始运往秦皇岛港。因此这次去协和医学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

当我们开车走出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天空布满了阴云，不时飘落下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到车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并不影响我们的视线，更不会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驾驶卡车从东交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协和医学院。

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卡车的尾门放下后，医学院的苦力开始将台上的板条箱和包装箱向车上装。由于我在车上指挥装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两个带圆铜锁的红木箱，并指挥苦力把这两个箱子放在了车厢的最后边。现在看来，那两个箱子装的也许就是“北京人”化石。

车装好后，我坐上驾驶室，杰克逊坐在车厢里以便于监视，防止万一出现差错。当我们返回陆战队兵营大院时，这时兵营已经开饭了。

“怎么才回来？”麦克里迪中尉端着饭盒听完我的汇报后有些不高兴地问。

“箱子太多，医学院的那帮苦力又不肯卖命，总是磨磨蹭蹭的，真他妈见鬼。”我答。

麦克里迪中尉点点头，看样子已经理解了我们的苦衷，口气有些温和地说：“快吃饭吧，吃完饭准备卸车。”

当我们吃完饭后，发现一群士兵正在麦克里迪中尉的指挥下进行卸车。卸下的箱子分别用红色油漆写上了哈斯特上校、罗宾逊中校等陆战队军官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清楚也没有去问麦克中尉。不许随便问上级的规定，是美军的纪律，这你是知道的。

箱子上的名字写好后又重新装上了车，并用油布盖好，因为这时天空仍飘荡着雪花。当我们要回营房休息时，麦克中尉走过来说：“斯耐德尔和杰克逊，你们两个明天早上７点，押送运载这一车物品去秦皇岛，下午赶返平的火车回来向我报到。”

尽管我们不愿意执行这项无聊的差事，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这天夜里，雪开始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旧下个不停，卡车的油布上足足积了两英寸的雪。我们将车上的雪扫掉后，急忙钻进了驾驶室，卡车在艾斯顿中士的驾驶下很快来到前门火车站。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辆装载陆战队兵营物资的卡车。

通过火车站的苦力，两辆卡车的东西被卸下后又装上了北平至秦皇岛的列车。列车的第８节和第９节车厢归我们陆战队专用。

大约１个小时之后，火车出了前门车站向秦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