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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应该说,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是比较周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1941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万有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不过,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是1941年的11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左右。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一下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
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撒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之后,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
“我们在未得到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北京人’化石标本。”美国公使馆的那位负责人语气十分坚定。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说。
斐文中当即便请美国公使馆负责人,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
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据说,中国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还同美国大使詹森签署了一份相关的协议书。
奇怪的是,据裴文中本人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没有再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至今不得而知。从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我们只在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查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平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除了裴文中自己这一说法外,我们找不出其他任何根据。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似乎变得隐秘、复杂起来;而日美间的矛盾,更是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据有关资料表明,1941年11月2日这天,是个没有太阳的日子,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赫德上将一早起床,心情就极其烦躁。按惯例,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打太极拳。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赫德上将在打太极拳的时候,是任何人不许去惊扰的,也是任何人不敢去惊扰的。可这个早上的他尚未屏息静气、最后收关,一个军务参谋便急匆匆地将一份来自美国海军总部的命令送到了他的面前:
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务必迅速作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律宾群岛作军事集结。
赫德总司令当即停止手脚,匆匆奔向办公室。
自1927年起,美国海军便派遣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近几年来,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直至彼此水火不容、刀兵相见,但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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