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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画面绚丽，文采飞扬，朗朗上口。虽是得于骈文的修养，但它的恣肆热烈，却和向来讲究渊雅的骈文不同。又如《新民说·论私德》：

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谅哉言乎！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视于众而忽明，聋者不能以听于众而忽聪，怯者不能以战于众而忽勇，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学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逻辑严密，层次分明，说理透彻。

梁启超的这种“新文体”，主要是宣传性而不是文艺性的，要指出它的某些方面的缺点也很容易。但在当时，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古文的束缚，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内心的热情，造就了新的文风。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推进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极为重要。梁氏后来对此总结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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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清代后期的词

清后期词学很盛。在词集的整理方面，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校刻五代至元人词总集、别集及《词林正韵》共五十七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至元人词总集、别集一百七十九种为《彊村丛书》，都是词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朱刻尤为集大成者。在传统词论方面也出现众多著作，较著名的有谭献《复堂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等，立论多以常州派为宗，重视有寄托而表现含蓄。

这一时期诗文的创作与时事关联密切，面貌多变，词仍以传统的面貌出现，显得比较陈旧。但词也并不是完全与时代脱离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变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深重危机所引起的伤感，也渗透在许多词作中。如以一般的标准来衡量，清后期的词不仅较多地保持着纯文艺性质，而且写作的技巧也相当高。但缺乏全新的创造，却是它致命的弱点。在那一时代，词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像是哀婉的“古典”回声。比较重要的词人有蒋春霖、文廷式、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等，后四人并称为“清末四大家”。

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曾为淮南盐官，一生落拓。少年工诗，中年后专力为词，负盛名。有《水云楼词》。他的部分作品在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上，写出由战乱而引起的世事衰残之感，其余则多抒发个人身世的哀伤。情调低徊，语辞精丽。下面是他的《唐多令》：

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系扁舟、同倚朱阑，还似少年歌舞地，听落叶，忆长安。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背西风、归雁声酸。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号半塘，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同治举人，官至礼科掌印给事中。有《半塘定稿》。他的词颇有关涉清末时事之作，透露出伤感的情调。

《念奴娇·登旸台山绝顶望明陵》以怀古形式写一种现实的感触：

登临纵目，对川原绣错、如接襟袖。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如阜。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销沉久。

涛生金粟，老松疑作龙吼。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终古，滚滚边墙走。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

朱孝臧